这场残酷斗争的结局，是调整被斗争者到战火纷飞的中共苏区去。
1933年底，临时中央来电，要瞿秋白去中央苏区。瞿秋白一直向往和关心苏区，听到传达中央通知后，马上说：“想去很久了！”据杨之华回忆：瞿秋白这时是兴奋的，可是又克制了自己的感情。“他平静地点燃了烟斗，安详地吸着，缕缕青烟缓缓升腾，好像带着他的心飞向远方。”他提出问题：“之华可以去吗？”答复是：暂时不能去。
    1934年1月7日夜11时，风雨雪交加，瞿秋白乘船从吴淞口南驶，告别战斗了将近八年的上海和在这里的亲人，于2月5日到达瑞金。
    抵达瑞金后，瞿秋白立即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教育委员部视事。瞿秋白任中央教育人民委员，始于1931年11月召开的第一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兵代表大会。1934年1月22日至2月1日，第二次苏维埃共和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瞿秋白抵达瑞金前两日，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人民委员会人选，张闻天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瞿秋白连任教育人民委员。
    瑞金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号称红都、瑞京。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的首脑人物都聚集在这里，其中许多人是瞿秋白的老朋友。有的是大革命失败就分手了，其中许多人是瞿秋白的老朋友。有的是大革命失败就分手了，如毛泽东；有的是六次代表大会以后分手的，如吴黎平等；也有的是六也四中全会以后就很少再见面的，如周恩来、邓颖超等。老友重缝，那情景是很激动人心的。石联星的一段回忆，记下了这样感人的场面：
    1934年，在红色首都瑞金，一个简陋的办公室里，聚集了几位同志，在我记忆里有李伯钊、沙可夫、钱壮飞、胡底，还有两位留苏的同志，他们在那里交谈着什么。忽然门口出现一位身材高高的，戴副深边眼镜的同志，他身着合身的灰色中式棉袄，面容清癯，风度潇洒而安详，约三十余岁。他象春天的风，带来温暖与欢乐。刹时间，整个屋子沸腾起来了，大家激动地呼唤着：“秋白……秋白……”。还有人用俄语叫他的名字。大家把他包围起来了，与他拥抱握手，握手拥抱，问这问那，不少同志用俄语与他交谈。我来到中央苏区一年半，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相会的场面。当时我也跟着激动，不知是谁在我耳边低声地说：“怨，就是瞿秋白同志。”
    瞿秋白到达瑞金前四个月，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已经开始。在战争条件下，教育不能脱离革命战争孤立地进行。以农村为主的苏区，广大贫困在过去无法求学，文化水平很低，文盲普遍存在。因此，苏区的教育工作，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即适龄青少年的学校教育和成年人的群众性社会教育。其中，在广大人民群众里开展识字扫盲运动，进行集体的文化娱乐活动，便成为普及文化教育，提高群众政治觉悟的必由之路。同时，教育作为一个独立的科学的部门，又具有自己的规律的特点。教育事业的领导者，必须把在战争条件下容易放任自流、杂乱无章的教育工作，纳入有组织有领导的轨道，使各级教育部门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因此，瞿秋白接职视事伊始，便与教育人民副委员、长期代理部务的徐特立等一起，抓紧制订教育工作的各项法规条例。不足三个月时间，教育人民委员部共制订教育法规24个。今天遗存下来的《苏维埃教育法规》，是一部包括小学、中学、大学、师范和社会教育在内的苏区教育在内的苏区教育法规大全。
    这些法规条例力求把共产主主义教育同具体的教学实践结合起来，使之落到实处，而不使其成为空洞的高超的口号。在法规条例中，强调改善教学方法，正确安排课程，力求教给学生更多更切合需要的文化科学知识。
    为解决师资问题，教育人民委员部，积极发展师范教育，建立了高级师范学校、初级师范学校和短期师范学校，在寒假暑假期间还开办小学教员训练班，培养了大批教育干部。
    建设一支革命的有文化的教育队伍，就要解决知识分子政策的问题。在50万敌军压境，阶段斗争极端尖锐的时刻，瞿秋白一方面强调要提高警惕，反对那种“不问有无知识，乱用一些地主富农当教员，甚至办教育干部学校和训练班的时候，专门招收一些富农地主，连只认得几十个字的也收纳”错误作法。另一方面，瞿秋白坚持知识分子政策，反对“左”的错误。他明确地说：“教育方面需要利用一些知识分子，其中有些地主富农或是他们的子弟”。又说：“忠实于苏维埃，服从苏维埃法令的旧知识分子，我们仍旧把他当作苏维埃职员看待，我们还要督促他们，勉强他们积极的工作。”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做到这一点，实在很不容易。
    国立苏维埃大学是一所干部学校，负责培养和造就苏维埃建设的各类高级干部。瞿秋白以教育人民委员兼任苏维埃大学的校长，徐特立任副校长。1934年4月1日，苏维埃大学正式举行了开学典礼。
    10月间，中央红军主力开始撤离，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也随之结束。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瞿秋白等对苏区教育事业，倾注了心血，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中央苏区教育事业取得了可喜的成绩。1934年3月间，江西、福建、粤赣、瑞金等地有列宁小学3 199所，学生约10万人；补习夜校4 562所；识字组23 286个，组员仅江西一省约达12万人；俱乐部有1 917个，参加活动的固定会员就有93 000多人。苏区多数学龄儿童进入了学校，不少劳动人民摆脱了文盲之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