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共合作的热潮中，始终隐伏着一股逆流。国民党内的右派势力，顽固地反对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反对吸收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结成革命统一战线，实行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1924年6月18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邓泽如、张继、谢持联名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弹劾书，弹劾中国共产党“违反党义”“破坏党德”，在国民党中组织中共“党团”运动等。并上书孙中山，要他“督促中央执行从速成严重处分，以维根本”。
右派弹劾共产党案一出，汉口、北京、上海、广州、港澳等地右派势力纠集成伙，纷纷上书，攻击“跨党”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言词恶毒，气焰嚣张。

 面对右派猖狂反共分裂活动，忠诚于国共合作事业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不能不奋起反击。6月25日，鲍罗廷应谢持、张继的请求，在东山寓所与他们谈话。张、谢在谈话竞以分裂相威胁，被鲍罗廷严辞驳回。7月3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会议，审议弹劾案，决定召开中央招待委员全体会议论。7月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关于党务宣言，指出党内某些成员对已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发生怀疑误会，是由于“反对派肆其挑拨”。

 这时，瞿秋白的妻子王剑虹病病重。她的母亲和姐姐都是患肺病死的，瞿秋白也患有肺病，不知谁把这个当时还是不治之症的疾病传给了她，而婚后的生活又加速了这病的恶习化。最初医生误码诊为怀孕的反应，待到确诊为肺病时已非药物所能救治了。瞿秋白回到家中，每天守在妻子床边，一面写作，一面照料她。他知道妻子的病情恶化，而且这病说不定就是自己传染给她的，更加痛苦。他在给回到湖南省亲的丁玲的信中说：“我好像预感到什么不幸”。7月间，王剑虹病危，不久去世，年仅20岁左右。瞿秋白悲痛万分，他把爱妻生前的照片从墙上取下来，在照片背后题了一首诗，开头写着：“你的魂儿我的心。”他平时称爱妻“梦可”――“我的心”；他的心现在死去了……。但是，瞿秋白没有让悲痛压倒。爱情变成悲哀，悲痛化为力量，国民革命的浪潮，一天天高涨起来。瞿秋白的悲痛被日夜紧张工作的激情冲淡，被摆在面前的严峻斗争驱动着，他依然那样的忘我。办完丧事，把爱妻的棺木送到四川会馆，便束装就道，匆匆赶到了广州。
1924年8月13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在广州召开。瞿秋白和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伍朝枢、鲍罗廷出席会议，就解决党内纠纷问题进行了原则性的讨论。1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开幕。19、20、21日连续三天讨论弹劾案问题。在19日会议上，原提案人张继、谢持列席。张继在发言中不但重述了弹劾案的意见，而且公然主张“分立”。这时，瞿秋白起立发言。他先从国共两党的指导思想和性质上，说明马克思主义与三作的必要，然后就弹劾案的核心问题即秘谓“党团作用（一致行动）之嫌疑”问题，予以有力驳斥。他说：“既准跨党，便不能无党团之嫌疑。国民党外，既然有一个共产党，则国民党内便不能使共产派无一致之行动。况既谓之派，思想言论必有相类之处；既有党外之党支部，则其一致行动，更无可疑，……若其行动有违反宣言及章程之处，则彼辈既以个人资格加入本党，尽可视为本党党员，不论其属于共产派与否，概以本党之纪律绳之。……若此会议决分立，大可谓共产派之发展足以侵蚀国民党，若不分立，则共产党之发展，即系国民党中一部分之发展，何用疑忌？监察委员职权只问案由，不宜问共产派与否，应该以纪律为准。”

 瞿秋白的发言，完全符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国民党章程，使左派赞同，右派无从辩驳。8月20日，瞿秋白出席的由孙中山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国民党内之共产派问题》、《中国国民党与世界革命运动之联络问题》两个草案。8月21日，提交中央执行委员会讨论通过。讨论中，汪精卫、李石曾等都表示不能同意右派的弹劾案。会议主席胡汉民说，弹劾案内所举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的文件，内容确无其他恶意，不能即认为是一个有阴谋的党团。会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全体党员发出关于容纳共产党人的训令。反击右派弹劾案的斗争，以右派的暂失败而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