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以后愈益受到清廷的倚靠
    中日甲午战争使任天津海关道的盛宣怀以及天津海关道一职被处于一个特殊的地位。中国方面的战争主要主持人是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李鸿章，而中国参与战事的主斩是李鸿章统辖的淮军和北洋海军，因此就津海关道职掌以及和李鸿章的私人关系来说，盛宣怀理所当然成为李鸿章主持中国战事的得力助手。另外，又由于盛宣怀本人当时是轮船招商督办、中国电报总局，战争发生之时，又奉委办理战事后路转运，即办理运送部队、武器弹药、军需粮饷的重要工具，而电报更是中国在战事期间不可须臾缺少的联络工具，盛宣怀无疑成为办理中国战事方面一个不可缺少的人物。比如“淮军将领想要增募部队，请求优给武器弹药，除正式递呈申请外，又插盛宣怀向李鸿章进言。几次重要的战略布置、战役进攻或防守，以及丁汝昌、叶志超等主要将领的请战、乞假也是通过盛宣怀向上呈请和下达指示的。从盛宣怀致北京翁宅的密电可知他曾多次建议翁同龠向朝廷请旨，调动非淮系部队。这些密电实际上都是由李鸿章直接授意的”。由于盛宣怀有主持轮船、电报等实业的不同于晚清一般官僚的特殊身份，尽管他处于津海关道这样的一个“道”的地位，而实际上他所起的作用远超出了一般“道”一级的地方官员。因此，继李鸿章之后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王文韶仍像李鸿章那样器重他，其他如刘坤一、张之洞等封疆大吏也愈来愈看重他。甲午战败后的第二年即1986年3月，刘坤一“招赴江宁，议新政条陈”。4月，张之洞“约赴鄂汉，商铁路铁厂各事”。5月，张之洞就奏请由盛宣怀接办汉阳铁厂。如果说1884年李鸿章在向清廷推荐盛宣怀署天津海关道时所说，盛宣怀“如蒙天恩先以通商繁剧之地，历练数年，当能宏济艰难，缓急可恃”，只是一种期待，那么，现在却变成了现实。就在1986年的后半年内，盛宣怀奉委接办了汉阳铁厂，督办中国铁路总公司，招商组织中国通商银行，他真正成了张之洞所说的可“承上注下，可联南北，可联中外，可联官商”那样的中国官场所罕有与匹之人了。1898年8月百日维新期间，光绪皇帝两次召见盛宣怀，可见光绪皇帝也对盛宣怀在变法维新方面寄予期望。戊戍变法失败，光绪皇帝失去了权力，重新训政的西太后也如光绪皇帝那样器重盛宣怀，1899年10月在召见他后命他与聂缉�、赫德等人共商关税照付核估事宜。不过，此时的盛宣怀已表示出对愈益衰败的政府、政治的厌倦和不满，当1899年12月西太后又召见他并命他“暂时留京，备随时商询要政”时，他答以“京朝官同志寥寥，稠人广坐中不轻谈时政得失”，就充分表示了他对政府、政治的蔑视和失望。就在他短暂滞京期间，他又因经元善通电反对立储一事受到京朝官员的劾。关于经元善通电反对立储之事，据清末著名政治人物赵凤昌撰《惜阴堂笔记》记载：“至戊戍而新旧冲突，宫廷生隙，旋立大阿哥之命下，遽违本朝祖制。莲珊（经元善――引者）感德宗有志振作，甚不慊于此举。其时盛杏生（荪――引者）在京，即电请上言挽回。杏生复电仅一语云：‘大厦将倾，非一木能支。’莲珊得此电，以为垂危，乃以候知府衔名迳电总理衙门王大臣，大意言此举有违祖制，中外煌煌，请收回成命。深宫震怒，消息至沪，莲珊速予（指赵凤昌，下同）往电局，谓此事究竟如何？予告恐有不测。郑陶斋（郑观应――引者）即力劝其姑往澳门暂留，当日即行。旋杏生与何梅生电谓经事由予袒护，言官并欲劾予，即托棰生询予电复。予言，予已无可参劾矣。旋知都下喧传此事时，御史余诚格即参盛杏生，谓经系盛用之人，应勒令交出。盛急，而恐经远遁，故来电〓喝，冀我不再助经，然以已先去沪。盛被余诚格参后，即上奏：‘以系臣办事所用之人，康有为是乃余诚格之门生。’深宫至此方知之，即放余广西简缺如府出京矣。盛此奏针对锋相对，前复经电仅作空洞惊人一语，惹出一场烦恼，关系之际，措词欠酌矣”。不管赵凤昌如何理解盛宣怀经元善电是“作空洞惊人之语。”盛宣怀的这个复电都深刻表露了他对清廷的失望，对整个时局的失望。余诚格的弹劾未能奏效，盛宣怀却以有言官“谓电局利益权太重，奏请遴员接管”为由，上疏要求辞去所有担当的职务，清廷未同意的他的请求，他“仍留京会议洋货税则，并酌拟税厘并征事宜”。1900年4月，上谕：命盛宣怀、聂辑��会同赫德，照会各国公使，将此次修改税则缘由，声明大旨，先行开议，准进出口货物照时价另行檄估，及外国烟酒等物，分别纳税。并命沿海各督抚将洋货加税免厘一事，妥为筹定，限一个月内覆奏。5月，北京城内已有义和拳活动的踪迹，并出现义和拳揭帖，清廷命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裕禄和山东巡抚袁世凯通筹妥议，可否派员办理团练？袁世凯奏陈“拳会实难改练乡团”，诏仍命察看情形，分别办理。对事物一向敏感的盛宣怀大约预感到北京即将出事，于是向朝廷“陈明前往上海考查货物时价”，离开北京。
 
                   策划“东南互保”
    盛宣怀离开北京不久，北京及周围地区发生义和团运动。5月底，义和拳民先后捣毁了琉璃河、长辛店铁路，丰台铁路。各国公使会议，召海军来北京。5月31日，英、美、法、俄、日、意等国水兵300多人进入各国使馆，各国公使再电本国政府乞援，保定正在修铁路的外国工程师受义和拳攻击，30多人伤亡。正在汉口途中的盛宣怀于6月5日寄电军机大臣、西太后亲信荣禄，提出解决日益扩大的义和拳运动的办法，要荣禄：“似须立定主见，给予训条，凡聚众持械，即准格杀，以免统将误会，袖手失机。至聚者散之化莠为良，全地地方官得人”。同一天，盛宣怀还电总理衙门，请代奏《请降旨严饬剿匪以杜外患》，其中说：“查拳会蔓延，非速加惩创，断难解散。自来乱民初起，多由剿抚不定，酿成大患，故相曾国藩自定在籍办团，剿捕土匪极严厉，日杀数十人始能保全一省。今匪罪已著，若再姑容，恐各省会匪愈炽，内外勾结，或有举动，更恐各国推广何护使馆之议，派兵分护商埠、教会、铁路，保堪设想？……似宜趁各省土匪尚未联合，外人尚未启齿，即就现有兵力〓期隶清畿辅，消外衅遏效尤。……由总署照会各国，俾知朝廷已经派兵剿除，并无姑息致碍睦谊之意。否则……恐衅、内乱相因而至，民穷财尽非小患也”。盛宣怀迅速由汉口回到上海，策划如何保护长江流域一带不受义和拳民的骚扰。6月12日，义和拳民开始在京津破坏电线等洋物，13日，西太后命裕禄电商盛宣怀迅速修复京津电线。几天之后，西太后召开第四次御前会议，决定对外国宣战，总理衙门照会各国公使，限于24小时内离京，否则不负保护之责。21日，西太后正式下诏与各国宣战，并命各省召集“义民成团长藉御外慰各国使馆，致电各国道歉，明谕保护洋商教士，并请美国调停。李鸿章则电使英、法、德、俄、日大臣，探询各国意指所在，如可商量停兵，他即北上，先靖内乱，再议善后。同时，李鸿章又电请清廷：勿任董福祥军妄动，保卫使馆，痛剿拳匪，徐图挽回。就在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在用语言劝告清廷勿用义和拳民向外国开战的同时，盛宣怀却用行动在上海导演了场有声有色的东南互保活动，使长江流域免受战火的蹂躏。
    关于盛宣怀策划东南互保一事，盛同颐有较完整的记述：“府君……抵沪未旬日，诏令沿江沿海各省招拳民御外侮。府君心知其矫伪，以所关至重大，飞饬各电局，但密呈督扶勿声张，又电告各疆帅勿转行，不则酿巨变。粤、江、鄂、闽四督帅皆赞成。李文忠自粤来电，亦有乱命不可从之语。时各国纷调兵舰，江海各口，人心惶惶。府君首倡互保之议，密电各帅，既得同意，遂昌言于各领事日：各国公使现在围城，各总领事应从权主持办事，各督抚已奉诏自保疆土，今与诸君约：长江及苏杭内地外国人生命财产，由各督抚保护之，上海租界中外商民生命财产，则各国公同保护之，此疆尔界，两不相扰。越日即偕沪道余〓金珊中丞联沅暨江鄂代表道员沈蔼沧中丞瑜庆陶榘林京卿森甲，与驻沪领事商订办法九条，即世所称东南保护约条款也。北事日棘，府君忧心焦思，叠发电奏请下密诏平乱，请发国电国书，请惩祸首，又联合各疆臣电请特派李傅相为全权大臣，请速定大计，请共筹补救。诸奏皆手自属稿。苦口危词，忠垦缜密，煌煌大文也”。盛同颐的记述基本符合事实。《清史稿》和清末著名人士陈三立所著《盛宣怀墓志铭》均称“宣怀倡互保议”内之促使“粤、江、鄂、闽诸疆吏”“同意”；外而做好美英等国使臣工作，终“从公言”缔结了“东南互保约”。国不遽复，公之本谋也”。
    1900年时的盛宣怀，在实业方面说，他是中国铁路公司督办，汉阳铁厂和中国通商银行的主持人，政治方面说，他是太常寺少卿，大理寺少卿，无论从哪方面来看，在政治上他并没有实权，没有具体的官职，然而他却一手策划了东南互保，敢于把清廷同各国宣战的诏令视作“矫伪”，而公开“抗旨”，联合东南各省督抚与各国在沪领事搞互保条约。这样，北方各省在清廷宣战诏令下，组织拳民与八国联军大战，而南方没有卷入与八国联军的战火。从东南互保一事可以看出，在政治上没有实权的盛宣怀，却可以凭借自己实业方面的实力，以及在十几年主持实业中表现出的精明过人才干，获得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袁世凯等封疆大吏、国家重臣的肯定和信任，而策动他们一道实现了东南互保。这是从中国方面而言。同时，他能够策动各国驻沪领事同意东南互保，说明他在驻沪的外国人中间，也获得相当的信任和肯定。至于盛宣怀为什么要策动中外双方进行东南互保，他当初在给刘坤一、张之洞的信中讲了这个原因，说：“自北方匪乱以来，长江各省商货停滞，市面破坏，于今几及三月。不独中国商民吃亏，即各国商民亦受其害。现在北京失陷，人心震动，各处会匪多有籍保国为名乘机窃发。虽经两帅严行惩办，而和局一日不定，人心一日不宁，商务愈难振作。英在我中国通商五十余年，长江各埠始有此鼎盛局面，今若不出头联同美、日两国赶早调停，设或到处匪徒滋扰，不独各督抚疲于驰剿，而各处商埠搅坏如天津情形，恐非数十年不能规复。揆之英国亦属失算……英领事既称外部欲请两帅主议和局，似可将以上情形电该领事，力劝英外部主持，两有裨益”。东南互保的目的是为了保护长江流域各省的经济不致遭受战火的破坏。作为中国近代实业的主持人，盛宣怀深知经济发展历经艰难，他不愿长江各城市像天津那样铁路、电线、建筑均遭受破坏。从更深一层说，驱动他策划东南互保的，是他对清廷统治政权的蔑视、轻视，如果将他于本年初给经元善的复电“大厦将倾，非一木能支“与东南互保一事联系起来看，这一点更显而易见的，为了保护自己几十年历尽艰辛创办发展起来的的实业，在相当范围内，他不受清廷的命令而敢于自说自话。然而，自此在他身上也就出现了一个致命矛盾。他所经办的实业都是依靠清廷，也必须从实业中抽取经费报效清廷，以换取清廷继续给以特权。反过来，日益腐朽没落的清廷推行的政策，又不断阻碍着他所主持的实业的发展，因此他常常要违背清廷的政策而自搞一套。 这样，使得清廷既要笼络他，不断给他以中央一级的官衔，又要牵制他甚或打击他，不断给他的权力加以限制。而盛宣怀自己也就常常陷于一种苦恼之中，既想继续依赖清廷，作它的高官，以谋求在实业方面的更大发展，又时时不满意清廷而想抽身引退。
    在南方实现东南互保、免使生灵涂炭的同时，盛宣怀又联合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等人力促北方早日和议，停止战争。盛同颐记述父亲这一段经历说：“人第知东南保护之役发端成约皆由于府君，而不知方事之殷，外馆被围之际，其国人疑其使臣已尽亡，益合力致死于我，设谋之酷，有不忍言者。府君独密电荣相，请中旨许各使间关通讯本国，先平其愤，而释其疑。不数日美使康格首有密电至华盛顿，美人大悦，始创保全中国之议。列帮虽不一致，卒皆相率允从，功在在宗社，断推此举。又当祸首主战时，曾有停解应还洋款改充军饷这谕，忠诚亦难之。府君谓洋债若一愆期，彼必距我海关，自收自解，且正在议偿兵费，必致藉口干预财政，此大来可。忠诚遂令沪道照解。外人初有所闻，方将致诘，至是〓然。及天和约开议，俄欲先立东三省专约，俄驻使杨公儒拟定十二条，内有俄路造至长城及侵害主权处，将画诺矣，府君连电奏请暂缓，即奉命与刘忠诚、张文襄会同筹办，值杨公笃，而俄亦阴惮列强之责言，约遂中止。刘、张二公皆称府君有曲突徒薪之功云。其他如借设海电以通文告，代撰国书以洽邦交，请惩祸首，罢董军，诛毓贤，宥赵舒翘，恤五忠，撤销矫伪诏旨，皆于当日全局有绝大关系而为世人所不尽知者。盛同颐的这一记述也基本符合事实。《清史稿》也载，盛宣怀“又电奏请下密诏平乱，发国电国书惩祸首，恤五忠，所言动关大计。”至于孙宝奇在《愚斋存稿?序》中所说盛宣怀“立东南互保之策，并请派全权开和议，……使全局转危为安。……公在上海实总其枢纽”的赞誉，并非夸张之词。
    7月中旬当李鸿章“奉命入都议和”时，他由广州来沪与盛宣怀商量去京后的对策，他并约盛宣怀同赴北京议和，与此同时，与李鸿章一道被委以议和大臣的庆亲王奕〓又专电奏调盛宣怀去京“襄办和约”，而刘坤一则以“内以疆吏联络奏事，外与各领事传达意见，商量止兵，翰旋危机”无出盛宣怀右者为由，“函电坚留，请毋北辕”，张之洞又来电以“北可无公，南不可无公”为由亦劝盛宣怀不要离开上海去北京，两边都如此看重盛宣怀，他颇费踟躇，于是请求父亲盛康为他决断，父亲告诉他：“时局如斯，宜退不宜进，汝其审之”。盛宣怀乃决定留在上海不去北京参与议和。不过，尽管盛宣怀未足履北京，但是北京的议和和他自始至终是给予了重大影响，盛同颐前述的一段话中即可明白看出。
    由于盛宣怀倡东南互保与促进和议有助，1901年1月他被清廷委以“会办商务大臣”之职，不几天又被补授宗人府府丞高级官衔。对于清廷的高官笼络，盛宣怀是欲罢不能了，他给袁世凯信中有“正思藏拙，恩擢一阶。又须看大局为进退之据”。接下来盛宣怀干的第一件事是奉命筹办陕西义赈。盛宣怀过去一向重视赈灾，何况灾区是西太后小朝廷逃亡驻在之地，他更是不遗余力。
    盛宣怀在1900年中的大胆而异乎寻常的表现，确实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因此张之洞、袁世凯、李鸿章等人认为辛丑条约和约筹款事非盛莫属。张之洞电盛宣怀和坤一说：“诸事皆请李相、岘帅主持，杏翁筹画，鄙人于改约筹款属浅陋粗疏。”袁世凯则电盛宣怀：“大纲已允，可望就绪，担保赔款，惟有公任司农，香入枢府，弟等竭力奉行，或可取信于人。揣各国意恐须重用赫德”。李鸿章对盛宣怀则倚赖更殷，他致电说：“赔款恐须俟弟来京面商”。刘坤一对盛宣怀说：“香帅经猷远大，洵足干济时艰。杏翁须主持农曹，兼入译署，方资展布”。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李鸿章等都认为盛宣怀进入中央决策机构，更能充分发挥其才干。事隔半年多之后的1901年9月，盛宣怀奉到谕旨：著派宗人府府丞相盛宣怀为办理商税事务大臣刘坤一、张之洞妥为定议，税务司戴乐尔、贺壁理，均著随同办理，这样，尽管盛宣怀未入主中央决策机构，但商税事务大臣也是一个有关国家全局、责任很重的职务。
    从清廷给予盛宣怀办理商税这样的有关国家全局的事务及封疆大吏们对盛宣怀寄予的厚望来年，此时是盛宣怀政治生涯发展的颠峰，因为尽管他后来于1908年入邮部为侍郎，但那时朝廷对他的信任远不如此时。
 
                   商税大臣任上
    盛宣怀命商税事务大臣，正值李鸿章为辛丑和约事弄得心力交瘁而致重病，他闻知此命，手函盛宣怀：“时危事棘，岂余衰暮所能堪！此中补救，唯执事是赖！”李鸿章将一切重视寄予盛宣怀。11月7日，李鸿章去世，一生倍受李鸿章赏识和提携的盛宣怀顿受重大打击，而“悲感劳瘁，骤发喘症，兼患冬温，病势甚烈，不得已电奏请假调治”。12月11日，尚在病中的盛宣怀接奉谕旨：著赏加太子少保衔。接着于1902年2月，又奉旨擢授工部左侍郎，真正入主中央决策机构了。盛宣怀更加“忠愤勤劬，恒越常度”，儿子们见他“往往丙夜不息，昧爽而兴”，因此商诸母亲，请其劝告父亲“节养”，父亲则谓儿子们：“汝曹何知，国家存亡危急之顷，岂臣子暇时耶”！儿子们不敢再言语了。在盛宣怀看来，国家也好，都是处于危急存亡之秋。对于清廷，他早就说过是“大厦将倾覆已命定不可挽回，那么，国家的倾覆是否也可挽回呢？从盛宣怀当时的态度来看，他是力图想挽回国家的倾覆。
    辛丑和约的十二款大纲初步取得清廷同意后，最棘手的事说是4.5亿两的赔款了。这笔巨大的赔款，如何筹措？如何偿赔？当时比较一致的意见是不再照《马关条约》的赔款方式，即通过向外国银行的巨额借款来偿赔。但是如果不这样，又用什么样的办法好呢？赫德提出一个办法，盛宣怀表示赞同。他致信刘坤一、袁世凯等人谈了自己的看法，说：“赫德前拟四五十年内每年须筹三千万系指分期四五十年本利一并在内。如果不借银行之款，即与各国商定担保之法，分年归还，免出利息，数目不必商减，便宜实多”。那么，每年3000万又如何赔？盛宣怀提出两条建议：“一则定数之后，分开应赔某国若干，即由国家分缴还，某国以开矿等自然之利偿其应得之息，如其兵费原系借债而来不得不认息，但彼强国借款息甚轻，彼代借较我自借稍易。一则专指关税抵还，照去春原议专指洋货加税，约可得其办，如连土货一概加税，数年后三千万似有把握，姑拟岁缴二千万为度。其余田赋、盐课、内地税、印花税、钞票、农商应增各进款以及裁改各出款，与彼无所〓〓教者，皆当留为后图，以办要政”。张之洞赞同盛宣怀这个建议，他致函议和全权大臣奕�说：“遵枢电，与盛京常商议赔款事，盛拟不借款而以他事他物担保，既免扣，可省数万万，极为善策”，辛丑和约的赔款基本上是照这种办法偿还的。据盛宣同颐记述。1902年盛宣怀在辛丑和约赔款问题上，“又以赔款计息，负累更深，请以国书径致各国元首，婉商分摊免息之法，再三而后得请，由是岁不资”。
    清廷任命盛宣怀为商税事务大臣，就是要他为筹措巨额赔款而与外国谈判洋货进口加税的问题，因此和约一签订，盛宣怀立刻与另一会议商给大臣吕海寰一道开始了与各国公使进行免厘加税的谈判。盛同颐记述父亲有关商税谈判之事：“免厘加税，既为全约主脑，彼胁我裁厘而不言加税，我坚欲加重进口税，而允遽厘金。相持数月，笔舌告疲，始渐就范。五月，偕同吕公邀英使马凯赴宁、鄂、会同刘]张二公迭加磋议。六月奉旨照约办理。府君从事商约，首尾数年，繁重困难，层见叠出，而以此款为全神所贯彻，苟一旦实行者，国利民福，庶几豸！不图英忽中悔，各国亦不皆赞同，其后或议或不议，或议及法而中辍，转辗牵制，卒无观成之日。府君晚岁每论及此，未尝不扼腕太息也”。《清稿史》也载此事说，盛宣怀“嗣与各国商加税免厘，议垂成，英忽中悔。厥后宣怀数续议，仍无效”。当然，这个绳索局是盛宣怀始料未及的。当初他和吕海寰开始与外国公使进行谈判时，曾踌躇满志地对吕海寰说：“某自不量，欲为国家岁增一二千万资，为闾阎除四十余年积弊，其唯免厘加税乎？斯愿宏大，成否正难言之，吾二人惟尽其力所能至而已”。 而且对于处理商税问题上可能遇到的困难，他事先也是作了充分考虑的，并打算必要时采取妥协的办法，他电奏清廷说：“盖各国通商自有常法，修改条约，必期彼此有益。中国则旧约本已受亏，彼本不以各国通例待我，战败以后愈改愈狠，势所必然”。“处兹时局，各国总以此商约应予利益系和给第十一条款所允许，我不能不如所请。彼众我寡，彼强我弱，欲操胜算，原无把握。”辛丑条约大纲第十一款即是关于通商行船条约商改事宜和有关通商口各地事宜的条款。盛宣怀看来，国弱如此，妥协迫不得已，关键在于妥协后国家、朝廷能否振作。他说：“倘能于和局大定之后，即行宣示整顿内政切实办法，使各国咸知我有发愤自强之望，力除积弊之心，则筹议修约时尚可容我置词，不致一味听人指挥，受人侵削”。此次妥协，下次就不会再妥协了，比如与英国谈判内河行船条约一事，他对清廷谈了自己的考虑：“英约内河轮船一条，勉力将所允要端改入章程。因条约永远难删，章程可随时更改。如时局日好，不难收回权利。然要在华商能自办耳。空言无济，莫如实做。现已招集华商创设内河轮船招商局，先购浅水轮船五号，在江、浙等处试办，已派同知朱鸿寿等为总董”。无论如何，商税谈判毫无成效的结局令盛宣怀非常失望，此事似乎也使清廷开始怀疑盛宣怀的能力。1903年4月，两宫谒陵，盛宣怀以父亲去世正在守制期间奉旨准素服冠顶在保定迎驾请安。尽管西太后对他说了“非汝等力保东南，恐无今日”之类的话，并赏了食物之类的东西，然而此后不几天，盛宣怀就奉到上谕：著派盛宣怀随同袁世凯、张之洞]吕海寰]伍廷芳会议商约事宜。清廷将盛宣怀办理商约的权力分散，也即他的权力开始愈来愈受到清廷的限制。
 
            反对袁世凯将轮、电二夺归北洋
    正当盛宣怀的办理商约的权力被清廷分散之时，他的轮船招商局、电报局的督办职也被袁世凯夺走了。
    1902年10月24日，父亲盛康去世，盛宣怀循例请清廷开去所兼各职差，以便安心为父亲“守制”。清廷在保留了他的铁路总公司督办职之外，其他各职均予开缺或改署任。为替户部筹饷，清廷拟派开平矿务局督办张翼督办轮、电二局。张翼在八国联军侵华时将开平煤矿主权出卖给了英国，盛宣怀自然竭力反对由张翼接任他的督办职，他请求袁世凯帮助他出主意，寄函袁世凯：“公督办商务，此为中国已成之局，公既意在维持，愿勿令其蹈开平覆，伏乞主持公论”。盛宣怀的请求正中袁世凯下怀，因为袁世凯也正想乘宣怀守制之机将轮、电二局夺归北洋控制。袁世凯于1902年11月借吊唁盛康丧事从河南来上海，与盛面谈关于轮、电当北洋管辖的问题。盛宣怀的本意是，与其钦派张翼督办轮、电二局，还不如由袁世凯来管辖轮、电二局，但袁世凯的管辖仅是如李鸿章时期“北洋不过会委总办，毫无掣肘”。而且，盛宣怀又知道“电线归官办久有此议”，多年以前官场就有将电局收归政府主办的意见。因此，他不得不违心地对袁世凯说：“电报宜归官有，轮局纯系商业，可易督办，不可归官。”但是袁世凯回京后谋诸荣禄，“即另简电政大臣，但改官办而不还商本。轮局亦由北洋派员接管。盛宣怀得此消息后，愤怒地告之友人：“项城过沪，力劝解去利柄，到京即有收回电线，整顿招商之举。在制本应去差，但以后华商恐更寒心。官办电线尢不利军务”。又说：“一身毁誉利钝早付度外，但似此情形断难办事。日本商务大旺，中国只两公司，而十手十目必欲毁之而后快。轮船归北洋主持，尚无大碍，电线改官办，本愿如此，但商人成本二百数十万，若不付给现款，恐股票即为外人所得。此目前弊也。……有事之秋，官线必被外人占据……（商线）仍可通电，毫无阻滞，机密绝无迟漏；改当官办，非有强兵不能自守，则他人通消息而我不能通。此军务时一大弊也”。尽管他知道电报归官办是早晚必行的事，但无论如何，他本意坚决反对。反对的意见有两条，一是与外国发生战事时，官办电报被外国占夺，对中国战事不利，他对荣禄说：为什么“电线归官久有此议”但又迟迟未实行，原因就在李鸿章认为一旦有战事，“沿海官局必为他人占夺，不能如庚子年尚能设法通电”，因此坚决抵制了电报归官之议。二是电报归官办将损害商人的利益，他说，电报：“乃众商二十余年之股业，先十余年息甚微，后十余年余利均作造本，亦未将公积悉数分派。是以二十一省电线值银二百五十五万两（光绪二十八年三月所估之价），股票每股一百元者值价一百五六十元，中外买者纷纷。……近日沪市议论纷纷，大约华商着急，恐值价不能到手（内有一百五六十元、七八十元买得者更比老商着急）。洋商觊觎，颇想从中攘夺”。他自称“从前不走办理轮、电股份皆我招，日与华商周旋，名为商人之督办，实为公司首董，气脉息息相通”。作为政府派的轮、电二局督办，而实质上他就是轮、电二局商人的领袖，他当然要站在商人的立场上、商人的利益方面来说话。再者，轮、电二局创办创办之动机之一是为了抵制洋商，与洋人争权，现在袁世凯将轮、电二局夺归北洋主办，侵害商人的利益，朝廷对商人失信，商人势将股票出卖给洋商，几十年来与洋商争权的苦心不就付之流水了吗？愤怒之下，盛宣怀再想出一个办法，即袁世凯如势将股票卖给洋商，几十年来与洋商争权的苦心不就付之东流了吗？愤怒之下，盛宣怀再想出一个办法，袁世凯如势必夺管轮、电二局，那么就请务必将汉阳铁厂一并接管，因为“湖北铁厂……已实赔一百四十余万之多，此厂商人皆轮、电公司之商人也。……非筹借千万巨款加增机炉，扩充制炼，断难自立。……厂矿与路工互济用，而轮、电二局又与厂厂矿互为钩连，当初他之（所以）“敢于承办者，因有轮、电两局可挹注耳”。现在北洋要接管轮、电二局，而“铁厂此后华商亦断不肯再出一钱”。而“吾力竭矣”，铁厂“若不糜国帑即为开平之续耳”。盛宣怀还痛心地告诉陆作葵，由于外面纷传轮、电二局将被北洋接管，因此“日来没情颇震动，岁暮银紧，华商各股票骤不值钱，市面大坏，恐从此中国无华商矣”。没料到袁世凯为了夺管赢利丰厚的轮、电二局，竟答应也将汉铁厂一并接管，无奈之下，盛宣怀最后只得再回过头来坚持，袁世凯如果坚持电局官办，那就必须“厚给商人”，即按股票市价收买再另给利息予以补偿。他明确告诉袁世凯：“承电示估计尚须核减。鄙见若就陆线二百四十万悉数买回，计线路三万五千里，通扯双线即有六万数千里，偏天下杆枝，均已造齐，并有津沪海线，恰克图出洋线，报费年胜一年，以后无大工程，且不须给商利，约计数年即可当还二百四十万两之款。国家坐视现在之利，而商人得归票值之本，似系两全之法，毫无葛藤。……嗣闻尊处筹款难足，愿令附股一半。当即将钧电摘要行知总董，谕慰股商……闻签名不及四分之一，其中愿领回票价者居多，其说日：“官办之后，一不能如商办进股票可随时押卖当作现银用也。……于是中外谣言，皆谓我公以石压卵，将来不仅撤此两局已也”。为了阻止华商贱卖股票，以使股权落入洋人之手，盛宣怀又“行文沪道，照会各领事，以两公司皆华股，洋商不得购买；并力劝执票者勿贱售，坐失将来厚利，庶保此航、电一线之延，群疑顿释”。
    盛宣怀运用种种办法反对袁世凯将轮、电二局夺归北洋结果，是电局未归官办，但是1903年1月15日清廷任命袁世凯为电务大臣，原直隶布政使吴重熹为驻会办电务大臣。3月底，吴重熹正式接办了中国电报总局。2月，袁世凯的亲信杨士琦作了轮船招商局督办，轮、电二局均被袁世凯的北洋系控制。事实上，轮、电二局由商本而官办，成为北洋的重要财源，但经营日趋衰落，管理日趋腐败。郑观应在作了详细的调查之后报告盛宣怀，说轮局“北洋大臣所委各会办多是直隶候补道，用非所学，各怀私意，事权不一”，“官气日重，亏耗日巨”。而电局北洋大臣“视同公产，干预用人之权，弊端颇多。各局总办皆系官员，动辄恃势凌人。虽自译电码之报，亦须译费，且云不能即发，若要即发，须作急电，索费双倍；不允照加者，尝见其所发之电接在电政局信之后，商民莫可如何”。盛宣怀则指斥袁世凯的北洋对轮、电二局是“专为剥削”。他说当初于1885年督办轮局时，“所收者实在只有华商资本二百万两”，而到1903年交给北洋接办时：“所有各岸口码头栈房、轮船、房产业以及所存银两，共总约计值银二千万两。……交替已逾四载，自应大有进步，但调查情形，不特一无推广，长江、天津洋商轮船增添不少，而招商局轮船仍未多加，各口岸码头栈房并无一处增添，反将上海浦东码头、天津塘沽码头、南京下关码头卖出”。尽管盛宣怀与袁世凯同为李鸿章所提携扶持的起来的人，二人之间也有一定的交谊，但是为了维护实业的发展，为了维护商人的利益，盛宣怀与袁世凯进行了坚决的的斗争。
    随后几年，是盛宣怀的多事之秋。1903年6月，他在保定被两宫召见后，咳嗽的旧病复发，扶病返沪，但因与商福公司争山西铁矿事，与福公司“代理人哲美森执议至数十次，与外部晋豫往返函电至数万言”。11月，为父亲盛康的江阴筑〓事毕，“而疾又作”，以至1904年元旦“瞻拜祖先，病久虚弱，竟至不能行礼”。开春之后病体稍愈，盛宣怀又与张之洞、两江总督魏光焘一道商讨与美商合兴公司之废约事。关于盛宣怀在1904年中的经历与其艰难，盛同颐记之甚详：“合兴者，粤汉铁路美国借款之公司也，定约在戊戍，开办在壬寅，佛山、三水已通车，湘省已勘地，而湘绅闻该公司股分售比国，指为背约，力请作废。美政府则谓公司分售股票，例所不禁，坚不肯承。方是时，沪宁借款合同英公司忽要求修改泽道铁路及山西铁矿合同，正与福公司反复磋商，久悬未决。澳门铁路及设关条约，又与葡使开始争议；口〓心瘁，种种为难，眠食税减。自夏徂秋，直隶水潦，山东河溢，四川旱灾，筹募振需，又复日不暇接。府君自知劳顿过度，苦于不能少休。七月初旬，遂患重候，壮热至二十余日不衰，湿热交攻，兼发外症，昏愦中所言皆要政，神志不清，则索逐日来民览之。伯兄昌颐卸德安郡篆，遄归侍疾，月杪始有转机，葡约将竣议，宁沪始开工，事更冗集，悉在卧榻核办。冬令严寒，又因俄舰水手戕甬民周生有案，外部奏派府君查办，迭次外出被风。乙已初春，喘发尤剧，不亲案牍者匝月。自去秋至今，元气寝亏，渐呈老态，非复丰腴健硕之素矣”。
    1904年，日俄两国在东北三省进行争夺中国领土主权的战争，清廷可耻地宣布守局外中立，划辽河以东为作战区，在病榻辗转的盛宣怀以为无论胜负谁属，于中国皆不利，乃“力疾自草疏略”，与魏光焘、岑春萱、端方、吕海寰等有关总督、大臣密陈陈安危大计。为救护战区华商绅民，盛宣民与吕海寰及其他中立国如英、美、法、德等国在上海之人员合办了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嗣后清廷拨款十万两，开办中国红十字会，首倡此议的盛宣怀也就被任命为中国红十字会首任会长。
    1905年3月，南洋高等商务学堂移交商务部接管，盛宣怀辞去学堂督办职。5月，北上勘黄河桥工程、正太路工程，又循例到北京请安，被西太后和光绪召见三次，盛宣怀以“京汉全路完工，引疾求退。”清廷则以“国家正值多事，汝系旧臣，不应出此”加以拒绝。9月，盛宣怀奉到谕旨：粤汉铁路废约事，仍著责成张之洞、梁诚一手经理，盛宣怀不准干预。在铁路政策上蛇鼠两端的清廷将粤汉铁路进展不顺的事归罪于盛宣怀。此事预示着作为近代中国第一个主持铁路事务的盛宣怀，命定将要成为清廷失败的铁路政策的替罪羊。11月，盛宣怀遵旨由沪赴山东荣泽会同唐绍仪验收黄河桥工程，并举行京汉铁路落成典礼，然而他“未及复命，因触发咯血旧疾，陈明回沪就医”。嗣时，宁沪、苏杭甬等路继粤汉路废约之后，风潮叠起，在铁路风潮中毫无自主权，必得由清廷专断的盛宣怀，进退维谷，无所适从，乃于12月在上海电奏清廷，请裁撤上海差使，由唐绍仪接办新设立的铁路总局。4月，勘矿总公司也由他奏请裁撤。此后，未再担任中央任何职务的盛宣怀一心一意地去主持汉阳铁厂了。
 
               总理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
    轮、电二局和汉阳铁厂是互相挹注的，因此在袁世凯夺走盛宣怀的轮、电二局督办职时，盛宣怀赌气地要辞去铁厂督办职，让袁世凯连铁厂也一道接办。而实质上，盛宣怀无论如何是不愿意放弃铁厂的，因为他担心若放弃，铁厂成会为开平之续，沦入列强之手。与轮、电二局相比，盛宣怀更看重铁厂，在他看来，轮、电二局只是与洋人争权、争利的问题，而铁厂除此外，更关涉国家的兵政、国家的富强。他那时在致吏部尚书张百熙的信中表白了这种看法：“铁厂接济已断。事关国计，若一摆脱，难保不为开平之续。只得坚忍支持，再费数十年心血，俟有成效，其利益必在轮、电两公司之上。后之来者，亦不难坐享其成也”。还在致电张之洞、端方时说：“铁政关系制造，各国视为强弱关键，中土仅一矿一厂，若为大局计，似未便听其蹉跌也”。就在1902年10月他父亲盛康去世的两个月，他还向清廷上奏《铁厂派员洋片》，其中说：“制造必须取法于人，耳闻不如目见，臣久思亲赴各国一观其布置而未得其暇，只得遴派妥员代往考核。兹查有总办湖北铁厂三品衔候选郎中李维格，心精力果，体用兼赅，本来谙熟方言，近复留心工学，近复留心工学，臣与李维格坚明约束，铁厂之成败利钝，悉以付之。……臣已代筹资斧派令该员带同洋工程司一名，〓日驰赴日本，先阅其新开铁厂，即由日本放洋赴泰西各国，游历各厂，究其工作精奥之大端，彼何以良？我何以〓？彼何以精，我何以粗？他山之石，可以攻错”。
    袁世凯夺走了轮、电二局，盛宣怀更精心办理汉阳铁厂。李维格和洋工程师出洋考察的结果，是解决了铁厂钢材含磷太多而易脆裂的问题。这一错误是铁厂首创人张之洞造成的，因“张之洞原定炉，系用酸法，不能去磷质。然而，在这关键时刻，铁厂遇到了经费严重匮乏的问题。原来，盛宣怀于1896年从张之洞手中接办汉阳铁厂时，也将张之洞已用于铁厂的官款作为铁厂的债务接管了下来，铁厂“所有已用官款五百余万，责成商局承认。所出生铁，每吨提抽银壹两归还官款”。因而，盛宣怀一接办铁厂，就已背上了沉重的债务。1898年为了解决铁厂缺焦煤的问题而大力经营萍乡煤矿，盛宣怀已经以招商局房产作担保向德国礼和洋行借款四百万马克（约规银一百十余万两），1901年为运萍煤造铁路，招商局向铁厂搭股一百万两。1902年11月袁世凯向他谈起轮、电二局归北洋管辖时，他就说过，铁厂“非筹借千万巨款，加增机炉，扩充制炼，断难自立”。但袁世凯在将轮、电二局夺管后，就规定以的铁厂借款，不得以轮、电二局财产作保，轮、电二局对铁厂的挹注断绝，为了改造铁厂的机炉，将中国唯一的铁厂办下去，盛宣怀不得已将铁厂本身的财产作保开始频频向外国借款。从1903年12月14日的日本大仓组20万两借款到1907年12月13日汉口正金银行借款30万日元止，共为五笔捐款，近700万元。有了这些借款，铁厂才得以使李维格考察归国后的建议得到全部落实。1907年11月，铁厂新炉告成出钢，李维格记其事说：“在洋考察，既有把握，于是绘图帖说，广招英、德、专门名厂投标，并与同行之萍乡总矿师赖伦、及新雇之工师等，一再讨论，剔破疑团，然后分别订定。归国后激励同人，勇往从事，胼手胝足，四年苦功，于去冬十月告成出钢”。而作为铁厂主持人的盛宣怀其喜悦的心情更胜于李维格，他于铁厂新炉出钢的当月函告友人：“弟来鄂验视新钢，居然妣美欧洲，东西人来阅者，皆称中国亦能做到如此，真出意外。洋报称羡不置。萍煤已得大槽，弟入窿坐电气车行四里许，自取大块煤而出，荒山十里，炉厂栉比，……明年以往，大利将见，商股争投如水趋壑，二千万元已操左券。十年苦功，一身肩任之，实业公诸天下，垂之百世，〓曜五洲，而吾不名一钱，不得国家一字之褒。俟得替人可以接手，即当寻桃源入山惟恐不深矣”。当然，事业心很强的盛宣怀并不会真正“功成身退”。过去，为这轮、电二局的发展，他与洋人斗，与中国官场斗。为此袁世凯在夺走他轮、电二局督办权时还对他说：“此行察看内情，公受病惟在船、电，人注意亦在此”。作为巧夺他的督办职的理由。现在，为了铁厂的发展，他亦如此。1906年，他在1901年请求清廷对铁厂产品续免税厘展限十年，他致电农工商部说明要求展限的理由，即铁厂及萍矿在清廷腐败政策下发展的艰难，说：“查萍乡煤专为汉阳冶铁而设，张中堂前因铁厂官费难筹，奏准官督商办。所有已用官款五百余万，责成商局承认，所出生铁，每吨提抽壹两归还官款。其所出各种钢铁料，并在本省外省自开煤矿，均请免税，奉旨依议在案。是萍煤济益汉厂冶铁，即于所出生铁每吨提银壹两，煤税实已包括在内。现在萍煤于江西、湘东卡仍报完厘金，及萍邑炭捐、学校捐，合计每吨须银壹钱零，较之开平仅完税一钱，萍矿并未稍沾优例，而分担汉厂铁巨款，转为开平所无。今春按准鼎帅电商照章抽税，当即派员至开平，调查矿税则后，正拟饬令赴赣商办，上月复接鼎帅巧电，以大部已颁章，萍矿应遵章抽收，拟于九月开办等因，当与厂矿股商会议，佥谓汉厂生铁，已经认抽每吨壹两，其自开煤矿，久经奉准免税，似难再完等语。宣怀查萍矿以运道艰难，本重销滞，积欠各债至五百余万，月息滚计，愈累愈重，商力正在万分竭蹶之时。现拟添招新股，来年如能招足，商力较厚，即应仰体时艰，于明年二月大部新章施行之后，遵章改厘为税，勉尽报效之忱。惟现在新章未行以前，应恳电咨赣抚，仍照旧章抽收厘金，稍纾商力，实为公便”。当他提出铁厂，萍矿免税特权遭到官场种种非议之时，他再致函农工商部，表示了对清廷政策以及一班糊涂官潦的强烈不满。他说：“中国二十一行省现以西法制铁者只汉一厂，几经挫折，近甫转机，若自运中国口岸，先为税厘所困，出运他国口岸，又为彼国进口重税所困，势必各省尽稍洋铁而后已，势必汉厂商力告竭即日倾覆而后已！如中国何？如大局何？”在盛宣怀的多方努力下，续免税厘的请求终于获得清廷的批准。
    当铁厂的发展走上正轨之后，盛宣怀开始实施他早已有的计划，即将铁厂与萍矿合并。因为对于铁厂来说，缺焦问题一直困扰着它，当1907年李维格向盛宣怀报告铁厂所遇到的困难时，盛宣怀还对李维格说：“务请公放心办厂，大局弟一息尚存，决不听其中跟蹶。惟公与我言必尽，切勿不怕劳，但怕焦。”为保证萍煤完全供应铁厂，不使有误，他于1907年8月将他有关铁厂与萍矿合并的计划商诸张之洞，请求张之洞支持他的计划，说：“汉、萍共用工款一千三百余万两已准报，商股仅集二百五十万两，除预支日本矿价，预支京汉轨价两项合银三百万两外，已借款七百余万两，常常赔利至六七十之钜。近并重息亦借不到，艰棘情状，歌电已陈。宣内抚病躯，外观时局，旁〓商情，非趁中堂手内招足一千万华商股份，恐〓拄保守，二者俱难。铁厂渐已改观，而积亏过巨，华商狃于开平煤利，非将萍矿归入铁厂，竟难招股，数月来谆劝萍矿股东附入汉厂，一起招股，笔舌并瘁，始允合群。……如此气局方定，根基方固，于中堂二十二年招商接办之奏，方合符节，宣一息尚存，誓与此局相终始，惟自〓薄能鲜，全赖中堂终始维持，俾此厂屹然与日厂并峙不朽”。1908年盛宣怀正式向清廷奏上《汉治萍煤铁厂矿现筹合并扩充办法折》，其中说：“臣去秋由汉而萍，验收汉阳新钢厂，履勘萍乡大煤槽，风声所播，商情踊跃，沪汉等处华商拟议加集巨股大举合办。先是臣已函前督臣张之洞，力筹保守之策，拟将汉冶萍煤铁合成一大公司，新旧股份招足银元二千万元，一面拨还华洋债款，一面扩充炼铁……以商办已见效，自应循照成案，以期保全中国厂矿挽回中国权利”。清廷批准了盛宣怀的计划，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不久正式成立，盛宣怀由督办改为总理，总办李维格改为协理。公司的规模逐步得到扩展，产品逐年增加。为使公司主要产品钢轨能及时销售，加快公司资金周转，也为使国产钢轨能抵制进口钢轨，与洋人争权夺利，盛宣怀又多次请求清廷，督促各省正在修建的铁路尽用公司所造钢轨。1909年初，当他听说津浦路不用公司钢轨，而准备用外国进口钢轨时，立刻致电已是军机大臣的张之洞及外务部尚书梁敦彦，对该事进行抗议，说：“汉厂添造化铁大炉及马丁大钢炉四座，下半年每日可出钢铁六百吨之多，李维格因津浦、粤汉、川汉三干路同时并举，汉冶萍奏准锪路材料悉归汉厂自造，遵旨扩充，不遗余力，不料津浦借款合同虽不以路保，未能如京汉等路合同，先尽中国材料自用，竟为英、德所持，吕尚书屡争无济。闻粤汉、川汉借款已定，请检查比国京汉合同第二十五款，美国粤汉合同第九款，津浦合同第十八款，务求留意自保利权。汉厂虽属商办，外人虎视眈眈，实于国际大有关系，不特铁捐提还公款已也。中国制造不兴，铁厂二千余万资本，仅赖铁路一项为大宗生意。中堂创兹鸿汪，本为路政兵工起见，若将此数干路轨灾甘让外人，则此厂可关门矣”！
    盛宣怀为汉冶萍公司的发展，可说是辛勤劳苦、呕心沥血，他上要对付清廷的腐改政策，官场的种种干扰，下要全面考察公司的甚至是细微的事务，他曾经给公司的洋矿师赖伦发过一封这样的电报：“萍乡，林道而交赖伦矿师：电悉。火车运千吨，可多不可少。安源、洙州各存煤焦若干？闻阁不欲来沪，有数事嘱查：一、平塘靠船何以必须在对面？停车处能否造码头？二、如造大轮，船长二百三十五英尺，阔四十一英尺，装重后吃水七尺。由平塘至洙州每年能走几个月？三、昭山至平塘共有滩几年处？四、添造驳船，遇轮拖不敷时，兼令自行，应用何式？因现在民船虽多，总难持久。以上三事及运道应如何改良，望细心查明，以便面商。宣”。由此可见盛宣怀关心汉冶萍煤铁厂矿事之一斑。为了筹措汉冶萍公司资金，他曾把自己过去轮、电二局的巨额的股票卖得只剩900股，而将所卖资金全部买了公司股票。为修萍醴铁路运煤，他曾将卢汉路官款900万两用于萍醴路，又将中国通商银行股本用于扩充铁厂，凡此种种，他受到社会、官场、甚至是清廷的严厉谴责。最使盛宣怀诟病的是在公司成立后，为维持公司的正常发展，在招商股无着、经费匮缺的情况下，他多次向日本借款，使日本资本的势力逐步渗透进公司，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公司。盛宣怀使公司多次向日本借款的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他轻信日本关于中日合作可以共同抵御欧美势力侵入的许诺。他曾于1908年9月以赴日本就医之机，考察日本煤铁企业，日本制铁所长官中村雄次郎此时对他讲了如下的话： “东亚惟汉厂与制铁厂并峙，近来名誉远播，欧美至为震惧，煤铁报章至论之为黄祸西渐，极力筹抵御之策，美、德各厂已以联合，而国家又任保护”。而他回答中村雄次郎：“前面谈东亚惟制铁所与汉厂并峙，近来名誉远播，美德各厂已联合力筹抵御，我两厂亦宜实力联络，何妨先就目前做一小交易，以免徒托空言”。二是据多年与盛宣怀接近交往的日本驻沪领事小田切之助说，盛宣怀希望通过用举外债的办法从公司收回自己的资金，他谈到：“盛宣怀因已将其全部私产投入汉冶萍公司，当然后感到极大苦痛。所以他很想由哪里举一笔债收回其资金，以预防在万一时发生汉冶萍公司与自己资产之间的纠纷……因此，他才按预定计划以萍乡煤矿作担保……此种场合，对我国来说正是可乘之机”。在清未动荡的政治、经济局势下，在清廷朝令暮改的政策背景下，盛宣怀始终对自己督办汉阳铁厂的地位是感到如履薄冰，他始终担心，汉冶萍公司会像轮、电二局那样，随时会被清廷收管。因此他才会将私产全部投入后，又希望将其全部收回。这种情况下，也与他在那几年的极稳定的政治地位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