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8月，瞿秋白和周恩来奉命回国，根据共产国际的指令纠正李立三的冒险主义倾向。瞿秋白、周恩来主持召开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依据共产国际七月决议，认为李立三的错误只是个别策略问题上的错误，肯定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然而一个月后，共产国际又通过决议将李立三的问题提升为政治路线错误，决心改组中共中央政治局，加强莫斯科对中共中央的监督。于是派遣米夫来华召开四中全，把瞿秋白从政治局赶出来，米夫的亲信陈绍禹等进入政治局。瞿秋白诚惶诚恐地向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检讨认错，承担责任，仍受到排斥，不给分配工作。
这是共产国际中某些人控制和干涉中国共产党内部事务的一幕极不光彩的丑剧，其结果当然只能招致一场大悲剧，它给中国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严重灾难。

 瞿秋白一生的荣辱功过，可以说同共产国际密切相关。他之所以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一个党的领导人，是与共产国际的培养与提携分不开的；而把他从崇高的位置上狠狠地打下来，给以种种不堪忍受的侮辱，也是由共产国际某些领导人所扶植的王明等人干的。这件事，对瞿秋白影响极大。可以想象，当一个人长期所崇拜的权威，原来竟是这样副嘴脸，他所产生的失望、痛苦和鄙视，是可想而知的。
 虽然失望和痛苦，但是，瞿秋白没有灰心。从无法工作下去的领导岗位上下来，对他来说，可以说也是一种解脱；醉心向往的文学园地，现在终于有时间来耕耘了。从此开始了他的文学活动的黄金的辉煌时期。
 瞿秋白毕竟是党的高级干部，又长期患病未痊。王明等人不得不发给瞿秋白一点生活费，但也只是象征怀的，每月仅有十六七元钱。1930年至1932年间，上海工人每月最高工资为50元至90元，最低工资8元至15元。这一点生活费，仅能够维持瞿秋白夫妇最低生活需要，连温饱都谈不上，更不要说医病了。这一切，瞿秋白都能克制和忍受；少年时代的清贫生活磨练，使他能够适应急剧下降了的物质生活水平。
带着病，他每天工作16小时以上。早晨起床后先看报，几份大报看得很仔细，重要的资料要剪下或摘录。上午剩下时间写文章。午睡后起来翻译或写作。晚上看书或写作，一直到深夜。
 他气定神闲，情绪内敛，从不在同志、朋友和妻子面前诉说王明等人对他的打击。当时见过他的人，对他的安详、平静、潇洒和幽默都感到意外。
 瞿秋白下台，杨之华也跟着倒霉，她被撤销了中央妇委负责人的职务，她心里感到委屈，要求给工作做。瞿秋白耐心地说服她，热情地鼓励她。他说，要在受到挫折的时候，经得住考验。革命工作多得很，在失去工作的时候，要学会独立做事。他教杨之华读书，学飞俄文，写短篇小说，翻译苏联文学作品。当杨之华把她写的《豆腐阿姐》这篇小说拿给他看的时候，他由衷的高兴，马上执笔帮她修改；杨之华长期从事工人运动，妇女运动，现在突然要闭门读书写作，感到很不习惯。瞿秋白便对她说，要学会适应各种环境，善于利用一切条件和时间，去学习和工作，这也是一种锻炼。在他的帮助下，杨之华逐渐适应了，心情也舒畅了。
生活中，免不了要碰到不愉快的事。有一次，杨之华在洗衣服的时候，不知怎么触犯了房东太太，她便指桑骂槐，唠叨个没完。杨之华回到房里生气地对瞿秋白说："连洗衣服的自由也没有，才闹革命么！一下子把她的火气消了。还有一次，杨之华看到他身体虚弱，很久没有吃到一点好菜，就托邻居买到一只肥鸡，炖得又香又烂，准备让他吃顿好饭。想不到晾衣服时竹杆碰翻了砂锅。她心疼得不得了，一边收拾，一边埋怨他没有帮她晾衣服。瞿秋白马上一声不响地帮着收拾，像哄小孩似地说："算我已经吃了吧，不要想它了。"说得她心也宽了。
 瞿秋白对于这位美丽、聪慧、勤俭、坚毅的女性，是非常尊重、百般爱护的，他与她同甘共苦，相濡以沫，但更多的是她无微不至地照料他，把一切都奉献给他。家中生活的一切都由杨之华安排得有条不紊，使他有可能集中全部的时间和精力写作。他是这个家的灵魂，而她犹如融融烛光，照亮并温暖了这个虽然清贫但却充满激情的小屋。瞿秋白对杨之华倾注的感情和辛劳，无限感激，并且深怀歉意。每当她遇到不愉快的事，他都百般抚慰，逗她开心，决不让她忧郁和感伤。这一切都由他们真挚的爱情所生发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