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下半年，孙中山为了推进国民革命，改组国民党，实现联俄联共的方针，特派蒋介石率领代表团到苏俄考察。10月，苏俄政府根据与孙中山国民党之间达成的协议，派鲍罗廷来广州担任国民党政治总顾问，帮助国民党占据广州，并按照苏俄共产党的形式在组织上改造国民党，使国民党成为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革命政党。为了贯彻这一政治意图，鲍罗廷需要依靠已经成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的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发挥作用。为此，鲍罗廷必须选择一位既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又精通俄语的共产党员担任他的助手，以保持他与国共领导层的联络。
瞿秋白在旅俄期间，以他对苏俄及其革命事业报表现出来的热情和向往，以及他精湛的俄语水平，博得了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欢迎和信任，入俄之初，瞿秋白就与俄共在远东的负责人舒米亚茨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并成为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年机关刊物的撰稿人这一。后来，远东书记处秘书维经斯基明确表示希望他能到远东书记处工作，而在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和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同为孙中山拟定的改组国民党计划草案中，则提名瞿秋白为“联络部长”和国民党“上海支部部长”的第一人选，以及国民党中央日常工作的负责人之一。其次，在中共党内众多人员反对国共进行党内合作时，瞿秋白以其鲜明的政治主张和深刻的理论分析，坚定地站在共产国际一边，从而进一步赢得共产国际的信赖。马林称赞瞿秋白是中共党内除了陈独秀、李大钊以外“最外”的同志，也是中共党内“唯一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是唯一能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分析实际情况的同与”。
鲍罗廷根据马林的推荐，甚至未与中共中央认真协商，就指名把瞿秋白调去广州。这件事，在中共领导层曾经引起不小的震动，以致两年多以后，蔡和森在他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还不忘记此事。他说，鲍罗廷当时对陈独秀说“希望瞿秋白作翻译，甚至没有取得中央的同意，就把他调走了。”
10月初，瞿秋白离开上海赶到广州，与先期到达这里的谭平山、瞿秋白一起组成一个指导小组，负责指导出席即将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中共党员。
南国春来早。广州东山春园鲍罗廷的公馆里春意更浓。国共两党的重要活动家，都聚集在这里，紧张地筹备国民党改组事宜。瞿秋白就住在鲍罗廷的公馆，担任他的翻译和助手。鲍罗廷经常邀请李大钊及其他中共人士到公馆商谈，每次他都拿出一些文件请大家看。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告草案，便是由鲍罗廷、瞿秋白、胡汉民、汪精卫等草拟的；先后在上海、广州进行讨论。廖仲恺、蒋介石等参加了讨论。瞿秋白把用俄文起草的宣言译成中文，提联名宣言草案小组合进行审定。鲍罗廷与孙中山之间的频繁接触，鲍罗廷与国民党重要领导人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等就国民党改组事宜的一次次讨论，以及鲍罗廷与李大钊及中共中央驻广州的代表谭平山之间不断地交换意见，中共党内与鲍罗廷定期举行的联席会议，都需要瞿秋白参加。在所有这些重要活动中，瞿秋白不仅是俄语翻译，而且是鲍罗廷的工作秘书，协助鲍罗廷处理了大量文件的起草和整理工作。因此，仅仅几个月的时间里，鲍罗廷和瞿秋白之间就建立了相互十分信任的关系，鲍罗廷相信瞿秋白应该而且能够担任更为重要的工作。
鲍罗廷对上海国民党工作特别重视。因为上海四通八达，又是国民党的宣传中心，国民党最大的报纸《民国日报》长期在上海发行，对全国影响很大，因此上海工作的好坏，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为此他提议派瞿秋白与国民党重要领导人汪精卫、胡汉民一起前往上海主持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并领导《民国日报》的改组工作。鲍罗廷又一次不经中共中央同意而赋予瞿秋白以如此重要的使命，充分显示了他对瞿秋白的高度信任。然而，鲍罗廷这种不尊重中共领导层的做法，也为瞿秋白后来与中共某些领导成员的纠葛留下隐患。
瞿秋白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长。会后，1924年2月7日到达上海，开始参预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和《民国日报》的改组工作。改组后的《民国日报》在政治上开始表现出鲜明的革命倾向。它为新近通过的国民党一大宣言、全国范围的工人运动、反帝运动、拥护苏联运动积极辨护，因而引起国民党右翼势力的猜疑和反对他们中一些人甚至开始把矛头指向瞿秋白，指责《民国日报》已经成了共产党的报纸，瞿秋白是“俄国共产党在国民党中的执行委员”。四五月间，由于鲍罗廷前往北京参加苏联政府与北京政府关于中苏协定问题的谈判的消息传开，引起坚决否定北京政府的大批国民党人的强烈反感。5月31日中苏协定在北京签订后，许多国民党人公开主张与苏俄断绝关系。鲍罗廷深感广州形势对自己和中共十分不利。他一面致电北京苏联大使馆向加拉罕请示办法，一面向孙中山推荐瞿秋白能够返回广州协助自己做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以便瞿秋白能够返回广州协助自己做国民党上层领袖的工作。政治委员会是根据孙中山提议而设立的，是当时国民党的最高决策机构，孙中山自任主席，委员有廖仲恺、胡汉民、汪清卫等，以鲍罗廷为高级顾问。尽管这时上海的中共中央仅有三人主持工作，而《向导》实际上已没有编辑，但鲍罗廷仍执意要瞿秋白回广州。他认为保证广州的工作人员和效率是最重要的。7月，瞿秋白返回广州，配合鲍罗廷在国民党上层领导中进行工作。
中共“四大”召开后，瞿秋白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派瞿到上海主持宣传工作。此后，瞿秋白便失去在鲍罗廷身边工作的可能，两人长达一年多时间的工作关系便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