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东行的列车，顶着呼啸的狂风，奔驰在西伯利亚原野上，沿途俄国居民的生活已有很大的改善，列车上也变得清洁舒适。瞿秋白感到俄国变化之快，与他两年前来俄时已大不一样了。
 瞿秋白与陈独秀同行，但在临近满洲里的一个小站他先行下车，以免目标太大。待陈独秀安全过境后他才于1月8日抵达满洲里。车站上到处都是充满敌意的蛮横无理的中国军警，瞿秋白的爱国热血在寒光闪闪的刺刀下顿时凉透了。车到哈尔滨，气势汹汹的军警上车严厉盘问瞿秋白，他只好莱坞又在哈尔滨避居三天，直到13日才返抵北京。当火车驶近北京城，远远望见天坛的蓝顶和城楼的黄瓦时，瞿秋白不禁怦然心动：“我与你们永别了，中国的文化呵！不知道中国布满了如此之多的军警，是否为着保护你们的？果然，不过六七天，众议院门前一群持枪弄棍的军警，就在光天化日之下，把一群请愿要求解决教育问题的青年学生打得头破血流，尽了他们“保护文化”的职责。
 离别两年的中国，给这位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第一印象是：中国依然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武夫统治下的中国，它诌媚欧美帝国主义，以屠杀中国平民劳动者为己任。中国若要实行真正的平民的民主主义，就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统治。
 瞿秋白住在东城大羊宜宾胡同堂兄纯白家中。纯白希望堂弟能留在北京供职。北京政府外交部准备聘用瞿秋白，月薪200元。瞿秋白拒绝了这份收入可观的差事，专门从事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从此成为职业革命家。
 纯白的家是个不小的四合院，院中长着两棵西府海棠，春天开花时，一片粉云映窗。瞿秋白经常在夜里伏案写作，睡得很晚。一位俄国记者常偕夫人来访，并一起到女高师听音乐会。偶有闲时，瞿秋白就兴味浓厚地向堂兄嫂和倒儿重华、小农介绍他在苏俄的见闻，并教孩子们学唱《赤潮曲》、《国际歌》等歌曲。《赤潮湖》是他自己创作的，歌词最后写道：“从今后，福音遍天下，文明只待共产大同。看，光华万丈涌”。有一次，唱完这首歌，他轻声问重华：“你知道谁养活了我们吗？”重华爽快地答道：“是爸爸挣钱养活我们”。他笑着耐心地给重华讲解工人农民创造财富的道理，他说：“假如没有农夫种田、工人做工，你爸爸挣的钱再多，也要饿肚皮的。”说得重华、小农都笑了。
《国际歌》的歌词，是瞿秋白在这里重新翻译的。歌词在当时已有三种译文，都不大确切，而且没有与原歌的曲谱配泽，不能上口歌唱。为了使《国际歌》成为中国广大劳苦群众的歌曲，瞿秋白按照曲谱重新配译中文歌词。纯白家有一架风琴，他一边弹琴，一边反复唱译词，斟酌修改，直到顺口易唱为止。如法文“国际”这个词，如果译成中文，只有两个字，而这个音节有八拍，不易唱好。瞿秋白再三琢磨，采用音译“英特纳雄纳尔”。这个唱法，一直沿用到今天。
 1922年10月，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为了就近领导北方工人运动由上海迁到北京。1923年2月7日，军阀吴佩孚对京汉铁路工人进行血腥屠杀，死伤工人500多个。北方工人运动转入低潮，中央机关又迁回上海。此外，中共中央委托瞿秋白筹办《新青年》季刊，担任主编，同时他还要为《民国日报》、《东方杂志》等报刊写文章。从1923年1月到1927年7月，他所写的政治理论文章200多篇，100多万字，这是他政治理论著述丰富而辉煌的时期。瞿秋白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中国国情，考察中国社会状况，在此基础上提出和论证了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理论命题，如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状况，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动力，以及革命的战略和策略，特别是关于无产阶级应当掌握对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农民土地革命是国民革命的中枢；武装平民实行革命的战争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等重大问题，从而在理论上、实践上对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对中国革命事业作出开创性的贡献。他是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宣传家。
从1922年开始酝酿的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合作，随着二七惨案发生，加快了步伐。瞿秋白全力投入促进国共合作的活动中。1923年6月，瞿秋白来到南国珠江之滨的广州，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瞿秋白主持起草了党纲草案，并与陈独秀、张太雷以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一起，主张全体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