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新政府成立后，从省城里给老河口派来了新的盐税局长，接了恽爵三的职务。恽爵三决定回武昌另谋差事。代英由于读了很多关于起义的报道，对武昌的革命气氛非常向往。他想：我已经18岁了，长大了，既然已发生了革命，我就要投到革命的激流里去。
    1913年春暖花开时节，急于要投入新的天地继续进取，为理想而献身的恽代英，随同全家，重新回到了阔别四年的武昌城。
    夏天，恽代英考学时，以优异成绩被私立武昌中华大学录取为预科二年级插班生。第二年，欧洲战争爆发了。
    10月1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只有两个月，恽代英写了篇题为《义务论》的文章，发表在上海《东方杂志》上。文中论述了他对这场战争的看法。他认为，目前爆发的欧洲战争是帝国主义之间互相争权夺得的结果，他指出帝国主义者是一群以“自卫”为名、行侵略之实的“权利论”者。
    19岁的恽代英在“权利论”恶性膨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首次提示自己的理想，反对私有制度，向往在同世界，表白他将终身服膺利他主义。
    这篇具有独特见深度的论文，后来被南洋出版的《舆论》所转载。可以说，恽代英作为武汉地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从《义务论》的发表迈出了第一步。
    后来，恽代英又发表了他尝试性的哲学著作《怀疑论》、《新无神论》等，表达了他的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和对旧世界的批判精神。
    1915年5月9日，袁世凯为了恢复帝制，不惜卖国求荣，竟然承认了日本提出的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恽代英和中华大学的同学们，愤怒地涌出学校，到武昌街头检查日货，散发传单，参加示威游行，号召国民掏抵制日货。
    这时，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从南到北向全国各地蓬勃发展，反映这种新思潮的新书刊如雨后春笋大量出现，恽代英感到目不暇接，特别是由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对他影响很大。他很快就主张给陈独秀写信，和陈独秀取得了联系，从此《新青年》成了恽代英接受新思想、新文化，同时也是他从事新文化运动的又一理论阵地。1917年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上宣传唯物论、批判唯心论的《物质实在论》、《经验与智识》等文章。
    1915年秋天，恽代英从武昌中华大学预科转入本科。在同父亲商量选择学科时，他说：“综观今天大局，中国积弱，国将不国。古老中华将何处去？实堪忧虑。因此，我想学一门认识世界、改造社会的学问，以尽人子之劳。我想选修文科中国哲学门”。于是代英成了中华大学的哲学生，一面刻苦学习，一面勤奋写作。
    为了勉强自己、督促自己，他在《学生杂志》上发表上一篇自勉文章《自讼语》，对自己身上的缺点作了严格的、毫不留情的解剖和批判，为的是“请众读者监察余之决心，使余心不敢懈弛。”
    他对自己要求之严格，对亲人、朋友之友爱，贯穿于他的一生，而且也赢得人们对他的信任、爱戴和拥护。
    1916年新年伊始，代英为校刊《光华学报》赶写了《苗族之文明》，翻译了《司通勒夫人之教育学说》。
    《苗族之文明》是我国最早宣传除在五族共和的五色旗上已被承认的汉、满、蒙、回、藏以外的少数民族的文明只和文化史的文章之一。它的学术价值为后来的学者研究除汉族文化之外的三楚文化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在这一年里，代英为《妇女杂志》和《妇女时报》分别翻译了《自然之母教》和  《科学家之结婚观》。他还专门为《妇女时报》撰写了长达数万言的《家庭教育论》。
    代英每天回家，不进卧房，先进书房。他把时间和精力几乎都集中在两件事情上。一是写，不停地写作、记日记、写信、写传单、写宣言。文章涉及的主题有社会问题、哲学论文、青年问题、妇女问题。他也翻译外国人谈体育、医学和健康、评论世界大战的文章，等等。
    另一件事就是他开始练习用嘴作为宣传的武器。他经常找人谈话，同一个人、几个人、几十个人。他逐渐认识到，应该练就一种在大庭广众中宣传自己主张的本事。他逐渐认识到，应该练就一种在大庭广众中宣传自己主张的本事。他从附近教学里基督教徒的布道中受到启发：人们说，宗教是鸦片，可是为什么会有那样大的魔力？是因为善男信女们相信了它的宣传。我们也掌握这个宣传武器，利用讲坛宣传真理。那么怎样才能引导群众，怎样才能抓住人心呢？他决心要锻炼出这种能引导群众、抓住人心的本领。当他写作感到疲劳的时候，他就拿着稿子，站在穿衣镜前，嘴里咕咕哝哝，念念有词，并且指手画脚，一会儿把手伸出去，一会儿又握起拳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