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迅速占领东北三省，开始了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侵略活动。在这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时刻，国民党当局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在加紧对苏区红军“围剿”的同时，在国民党统治区实施法西斯专政，残酷镇压抗日民主运动，对进步文化也进行“围剿”。不少爱国志士和爱国青年被捕、监禁和惨遭杀害。
    李公朴和许多爱国民主人士一样，在焦急、苦闷、彷徨中寻求着抗日救亡的道路。
    他和高士其在南京筹办《全球通讯社》，准备把欧美留学生联合起来，报道各国新闻，但由于当局的种种限制，未能办成。又与南京文化界知名人士发起组织中国国际合作协会，联络各国文化界人士，呼吁国际社会制止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参加上海废止内战大同盟成立大会，报告出席国际和平大会情况，呼吁停止内战，团结御敌。1932年春天，李公朴又在上海与邹韬奋、胡愈之、戈公振、杜重远、毕云程等发动筹办《生活日报》，国民党政府百般刁难，出版后被迫停刊。“所以我当时有了新启蒙运动的概念，而且预备做一点启蒙工作的时候――团结全国各党各派的力量，共赴国难，为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而奋斗到底――也就是解决与自己有同样痛苦――只有学习脱离生活的责任，为自己的主要目标之一了”，他在以后回忆刚回国时的思想时这样写道。他把注意力转移到在外患内忧中身受其苦的社会底层的人民群众，要“使他们能得到一点读书机会，灌输他们以种种常识，以增进其生活技能和对社会服务的效率。”
    1932年12日，在纪念《申报》创办60周年时，李公朴经黄炎培介绍，参加上申报馆工作。申报是国内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总经理史量才是上海新闻界的领袖和最大的报业资本家。“九?一八”事变后，《申报》从维护民族利益出发，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呼声，接连发表评论，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抨击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要求国民党结束一党专政、实行宪政，并积极支持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革命活动。在李公朴的倡导和筹划下，史量才资助他创办了旨在改变店员和青年学生痛苦的申报流通图书馆。
    申报流通图书馆隶属于申报馆，购置各种进步的和社会生活中实用的书刊，面向上海广大学徒、店员、工人、职员和青年学生。其内部设总务、编审、流通、读者指导四部，李公朴任馆长。尤其是读者指导编著自学入门、读书问答等指导刊物，在浩如烟海的典籍中明示各学科的书目、研究方法和要籍提要，使读者能有目的的有系统地按照需要开展读书活动。
    报馆创办流通图书馆，并面对社会广大群众，这是一个创举。它在形式上虽与其它公立私立图书馆没有多大区别，但在组织、内容和性质上有其显殊特点。李公朴创办的流通图书馆，是站在教育的立场上，用新教育观点对读者进行思想和业务知识教育，使图书馆“教育化”。同时流通图书馆不像学校和其它图书馆那样，仅仅是研究和读书的场所，而是使图书馆“学校化”了，不仅借书给人看，而且指导人读书，帮助人读书，告诉人在空前的国难时代，应该读些什么收，必须读些什么书。这“教育化”、“学校化”的工作，李公朴是通过读者指导部与广大读者的联系来完成的。流通图书馆每天要收到四十五封读者的来信，反映各自在思想、读书、生活上的种种问题和“苦闷”，李公朴聘请艾思奇、廖庶谦、夏征农、柳�等民主进步人士给予读者解答，对来信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李公朴还在《申报》辟《读书问答》栏目，每日给予公开答复。
    李公朴对社会和读者负有强烈的使命和责任感。只有发现一个读者一个月不来借书，图书馆就会写信问他为什么不来借书，在读书、生活遇到了什么困难。流通图书馆成了广大读者最知心的朋友。至1936年底李公朴被捕止，流通图书馆藏书由两千多册增加至三万多册，拥有读者两万多人。
    在流通图书馆创办之初，发现不少市民欠缺基本学识，阅读困难，图书的利用效果不理想。在李公朴的倡导下，申报馆创办了业余补习班学校，开设社会需要的英文、俄文、日文等课程，时仅两间教室，学生83人。不料此举切合社会需要，更兼申报信誉素孚，学校地点适中，收费较其它学校为低，报名者接踵而至，纷纷要求扩大规模。其中沙失学妇女，既缺乏独立谋生的技能，又不具备处理家务事的必要知识。李公朴又于6月创办了申报妇女补习学校，设钢琴、图画、华文打字、银行簿记、家政等专修课。业余补习学校是在流通图书馆的基础上创办的，它的学生不少是图书馆的读者。至1933年10月，补习学校已有63个班级，1764名学生，“〓〓乎已成为沪上唯一信誉卓著之补习学校矣”（李公朴：《上海私立申报馆附设业余学校概况》）。至1936年底，学生人数已达四千五六百人。1934年11月，史量才被害后，为纪念这位报业巨人，李公朴将图书馆、补习学校都冠以“量才”名称，以示对反动当局的抗议。
    李公朴任量才补习学校的校长，平时并不上课，只有任课教师因病请假时，他才代课。但他并不讲ABC，而是因势利导，深入浅出，讲当局政弊，宣传爱国主义和抗日救亡，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一次，他给学生讲为什么高年级要学习英文三民主义，他说，因为这是孙中山先生的英文原著，讲的是民族、民权、民生三个主义，其中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和民有、民主、民享等中心，正是反动派所头痛的。他们挂羊头卖狗肉，就是不敢宣传，只能停留在“军政”、“训政”上，不敢真正还政于民，实施宪政，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又有一次，李公朴给学生讲陶行知的故事，说陶行知原名陶知行，在实践中他感到实践出真知，“行”比“知”更重要，看一个人好与坏，革命与不革命，爱国与不爱国，不听取他的“知”（言），而要看他的“行”，只有“行”点名堂出来，这个人才能给人真知感，显然，行比知更重要。比如，天天高喊“吾党所宗”的大官僚们，拨一毛利天下而不能为，怎么能与他侈谈平均地权，怎能实行民有、民冶、民享！还有一次他说，不少人写信到上海，或出于无知，或者为了省一个字，竟写成“上海界××路”、“上海英界××路”，好好一个中国，哪里有法国地界和英国地界呢？只有清朝腐败，丧权辱国，比割地还狡猾地提出这个“租界”。但租界总还留尾巴，从法律上讲，主权还是中国的，这个“租”岂可瞎省！无知或省一个字，把国家的主权也丢了，无异是开门揖盗，拱手让人，岂不惹外国人笑话？李公朴留着三寸美髯，黑茸茸的下巴，乌溜溜的眼珠，讲解引人入胜，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图书馆的读者和补习学校的学生，通过读书会，歌咏队、剧社等救亡活动，通过新文化的熏陶，有许多人走上了革命道路。邹韬奋在《患难余生记》中记载：“当时上海成为实际全国救亡运动的中心。而在南京的当局据说对这个‘中心’地点，最注意两个东西，一个是李公朴先生所办的拥有五千爱国青年的一个补习学校，……那个补习学校的爱国青年是当时上海民众运动一支强有务的生力军，使该校成为民众运动的大本营。”他们中不少人，后来李公朴和张曼筠到延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时都遇见过他们。
    1933年前后，国民党当局为了加紧推行独裁卖国政策，对进步文化的“围剿”达到了疯狂的地步。他们唆使特务、流氓捣毁进步书店，搜捕杀害进步文化人士，禁止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人的著作和所有进步书籍出版。由史量才领导的《申报》，坚持抗日救国立场，争取政治民主，反对专制主义，引起了蒋介石的不安和仇恨。 1934年11月，史量才在杭州调养胃病后返回上海，当车子行驶到浙江海盐县境内时，被戴笠布置的特务杀害。国民党的文化特务也渗进了申报馆内时。申报在高压政策下被迫转向，由黎烈文主编、经常登载鲁迅、沈雁冰文章的副刊《自由谈》和由李公朴主编的《读书问答》栏目也不得不停刊。李公朴有计划地从申报馆撤退了进步文化人（不少是共产党员），另创《读书生活》半月刊，继续普及文化知识，宣传进步思想，从事救亡工作。1936年4月，由于积累的材料越来越多，正式创办了《读书生活》出版社。
    《读书生活》的编辑和作者，基本是原来读书指导部和《读书问答》的原班人马。《读书生活》继承原来的宗旨和风格，强调理论密切联系实际，强调学习读书与社会生活的统一。指出只有在生活中的学习，才是带有实践性的学习；只有在学习中的生活，才是真正具备战斗性的生活。《读书生活》创设了生活记述栏，公布了当时全国各地工人、农民、小店员、学生的生活情况，告诉读者如何在逆境中学习、生活，解决他们的苦闷和痛苦。《读书生活》还创造了“讲义化”的新教育方法，经常刊登出版人们十分关心的系统讲座，实现广泛的社会教育。由于许多读者的文化程度不高，李公朴对哲学、社会科学、政治经济科学通俗化的道路。《读书生活》还出版社了许多《问答》、《讲话》、《常识》，如艾思奇的《哲学讲话》、柳�的《街头讲话》、曹伯韩的《民主讲话》、高士其的《科学讲话》，都是传播马列主义、普及社会科学知识的重要读物。它出版的系列《社会常识读本》，包括《帝国主义》、《妇女问题》、《读书常识》、《读报常识》等，在抗日救亡运动中产生了广泛影响。我国每部由郭大力、王亚南翻译的马克思的《资本论》也是由《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的。李公朴本人，也在《读书生活》上发表了许多抗日救亡的战斗檄文。《读书生活》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追求光明的需要，成为上海进步文化阵地中的坚强堡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