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略者兵不血刃地侵占东北之后，又向上海进犯，遭到蒋光鼐、蔡廷锴等爱国军民的英勇反击。蒋介石出于反共反人民的需要，奴颜媚骨，表示“无论如何，中日两国有提携之必要，”对中国抗日救国运动“至当极力取缔。”一时，屈膝苟安、投降卖国的论调甚嚣尘上。
    1934年12月，《外交评论》杂志发表国民党官方文章《敌乎？友乎？》，大肆宣扬“中日亲善”，为投降卖国制造舆论。次年2年，李公朴在《〈敌乎？友乎？〉书后》一文中对投降的无耻烂言进行严正驳斥，指出“共存共荣”、“同文同种”的口号唱得很响，侵略者对所谓的“满洲国”这样唱过，对于朝鲜从前也这样唱过，不知唱了多少遍，然而朝鲜早已挂了日本旗，变成了殖民地的一部分，“满洲国”也在军事议定书底下由日军建立国防，日本作了最高主义，溥仪号称皇帝，也只能在关东军指挥刀下讨生活。《敌乎？友乎？》作者只看见日本外长广田弘毅穿着大礼服在会议上演讲，不看见日本军部大陆政策的内容，想促进日本“觉悟”、“悬崖勒马”，这至少是对牛弹琴！中国的土地尺寸不能灭亡于任何国家，保持国家独立与完整，这是我们的铁则，中国要拿定主意，整顿国防，唤起民众，准备自卫。以后，日本侵略者进一步策划“中日经济提携”伎俩，为其侵略寻找借口，诱导中国的投降派。蒋介石、汪精卫沉醉于“中日亲善”的迷梦中。国内许多有识之士纷纷指出：“中日经济提携”的阴谋和欺骗性。李公朴在《读书生活》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所提倡的中日经济提携，是叫我们永远屈处于半殖民地经济情况下”。
    1935年前后，日本军部和在华特务机关在伪善的外交掩护下，培植汉奸势力，大搞“华北自冶运动”。在这严峻时刻，李公朴心急如焚。1935年1月28日，是一二八沪抗战3周年纪念日，他在《读书生活》上撰文，满腔热情地写道：“沪淞抗战是一幅伟大的中国民族斗争的艺术杰作，它表现了中国民族解放的力量和自信，它排除了中国过去对自己的虚怯、自卑、庸懦和愚昧，使一切帝国主义都不能不在伟大的民族面前表示最大的敬畏”。指出“东北不抵抗是一种河原恕的错误”，回答侵略者只能以眼还眼，不在公理与外交中。“中国民族应走的道路要由自己打开，也中有自己打开才有生路，否则就是要沦入完全的殖民地深渊里去！”号召“武装每一民族斗争听战士，继承先烈遗志，为民族的独立与自由而奋斗。”
    1935年5月，在纪念“五卅”运动10周年时，他又大声疾呼“中国领土的完整，已遭破坏，帝国主义的新的侵略，与日增强，国民经济的形势，日濒瓦解，世界大战的危险，越来越近”，在这民族兴衰存亡之秋，他要求全国人民造就“一幅超过五卅运动的杰作”。
    国民党反动当局为了顽固地推行卖国政策，在其统治区进一步实行法西斯统治，压制人民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监狱密布，特务横行，文禁如毛，广大爱国志士仁人处于“高度的愤怒与悲哀凝成的严肃沉默”中。1935年6月，天津《大公报》登了一篇《不着一字》的短文，文中说“中国的报纸要做没字碑了”。李公朴立即把这篇短文转载于《读书生活》上，并撰文进一步说：“沉默不能变成凄悒的低诉，虽然在外表上好象是可以比作‘没字碑’，在这没字碑上明明是有字的，是雪耻！不然沉默下去只是颓唐、苟安、偷生，结果也就是变成与‘无耻’没有差别了！”  “沉默以后是怒吼，才是逻辑，沉默与怒吼之间，要有着咬牙关准备的精神”，他高呼：“我们期待着怒吼！怒吼！中华民族的怒吼！”他还严厉批评了在国民党新闻封锁下，某些报纸态度爱昧，因循敷衍，明哲保身，不报道抗日新闻的做法，认为这样的报纸“不但不能领导舆论，教育大众，不仅不能，而且有害，”要它们突围、自振。
    李公朴创办和领导的《读书生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文风犀利。在白色恐怖中，他无私无畏，横眉冷对，为抗日救亡大声疾呼，在《读书生活》上写下了数十篇令人鼓舞、令人振奋的战斗文章。“不能再把冀东事件及整个华北自治运动作为局部问题去求苟安迁就的解决。不能站在远远的地方空喊几声杀殷汝耕这狗贼，发一两个讨伐电报就完事了。也不能像北平学生一样抱着读完最后一课殉难去。也再不要存在任何幻想，与侵略者作殊死斗争。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长途中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提出了停止内战，全国团结一致，为抗日救国共同奋斗。10月，红军到达陕北后，又发表宣言，号召全国动员起来，组织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一致抗日。1935年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领导下，北平学生爆发了抗日救国的一二九运动。李公朴在上海与沈钧儒、章乃器、钱俊瑞、陶行知等组织时事座谈会，大家一致认为亡国危险日益严重，文化界人士应当为民先锋，奋起救国。几乎一二九运动爆发的同时，12月12日，他们发表了《上海救国运动宣言》，提出坚持领土完整，否认一切有损领土主权的条约和协定，坚持反对在中国领土内以任何名义成立由外力策动的特殊行政组织等八项主张。12月27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李公朴被选为常委。1936年1月28日，包括上海文化界救国会、职业界救国会、妇女界救国会、大学教授救国会、国难教育社等许多爱国群众团体在内的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李公朴在大发表演讲，并被选为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
    一二九运动爆发那天，刚李公朴跌伤左臂，住进了医院。他从窗外看到上海学生响应北平学生举行的游行，心情无比激动。此后，他发表的一篇短评说：“我们的血也同样在沸腾，国难第一线的中国学生的姿态，是光荣的，我们对北平学生大众再接再厉的斗争精神，致以斗争的敬礼。”当时，天津《大公报》有一篇文章指责学生运动是“学潮”，应该“收束”。李公朴立即写了《是“学潮”吗？呸！》的短评，指出这决不是简单的“学潮”，“我们看见的是赤裸裸的民族斗争，在敌人的新进攻下，站在国难第一线的知识者自发的民族反抗运动，我们不能因为参加这一运动的人，身上穿着学生装，就把这运动性质改变，认为是学生的私事。”他预言，“这一运动决不会停止在这种狭小的范围的，它不过是广大民族阵线之一分队，这次运动把学生大众的阵营整齐了，同时，它自然还带着激发和加速整个民族阵线的强化作用。”他旗帜鲜明地宣称：“我们拥护这一运动，我们反动有人喊出‘收束’，我们更要高喊道，目前的学生运动，正是其时，正是其他，只有汉奸才会发出像大公报那样的言论。”
    1936年1月28日，是上海一二八抗战4周年纪念日，他一面撰文高呼：“中国的大众们！冲破当前的沉寂吧！打倒少数汉奸，说服少数自私自利者，怯懦者，开导少数昏睡者吧！利用当前新的形势，利用每一个人的热情、能力，集中一切力量，打开民族自卫战争的局面，完成一二八最后的胜利吧！”一面带领群众游行示威，奔前奔后，机智地指挥队伍，防止反动军警的破坏。
    1936年5月31日至6月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召开成立大会。李公朴因参加杭州的史量才葬礼，未能参加，但他仍被选为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成为全救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10月19日，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鲁迅先生在上海逝世。22日，上海各界人士在万国殡仪馆吊唁鲁迅先生，成千上万的工人、店员、学生、文化人、学者、教授在荷枪实弹的外国巡捕和中国反动军警的监视下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李公朴不畏强暴，和蔡元培、沈钧儒等走在队伍的最前列。在此以前，他还组织和参加了抗议杀害工人梅世钧的罢工活动、三八国际妇女节游行、五九21周年纪念大会、五卅11周年纪念大会以和到江湾“五卅”烈士公墓的大游行。他是在救国会成立后举办的一系列抗日救亡活动以及同国民党和上海市当局中交涉谈判的重要组织者和参与者。李公朴意志坚定，思想敏捷，热情奔放，具有天才的演讲才华，同时又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因而深为国民党当局所忌恨。胡愈之后来在《忆公朴》一文中说：“你是个路路通，更忙了。你有通俗演讲的天才，听了你的演讲，大家会跟着你来，加上你在上海有四五千读过补习学校的学生，有一二万流通图书馆的读者，他们都被引上了抗日大道。救国会遭到当局惧怕，救国会的领导人中，韬奋先生和你，特别被当局所忌，因为你们两个都是拥有广大群众的。终于你们不得不被他们关起来，七君子犯‘救国罪’，坐监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