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商承办汉阳铁厂
    1896年5月，还在津关道任上的盛宣怀，被湖广总督张之洞札委招商承办原由张自己方持的官本官办的汉阳铁厂。张氏认为“盛道才猷宏达，综合精详，于中国商务工程制造各事宜，均极熟习，经理商局多年，著有成效”，堪胜此任，而且“该道从前曾有承办铁厂原议”。而对举办铁厂颇有夙愿的盛宣怀，当然极愿承担此任，乃接受了张之洞的札委。
    前文曾叙述过，70年代盛宣怀主持的湖北煤矿务以失败而告终，但是盛宣怀并末放弃在这方面的努力，他一直在做继续经营这方面实业的准备工作。1888年他电告李鸿章：“现拟请一头等曾经办矿之矿师，遍勘五金及煤矿，择尤钻探，核估酌办，又拟请一副手驻学堂，教习地质学，石质学，锻炼、测量、绘图等学。”并向李鸿章咨询：“前议之矿师维廉阅历深否，准其带领矿匠二人，一年内共需薪水若干？二年若干？三年若干”？1889年当他说张之洞要办汉阳铁厂时，又电告张之洞：“湖北煤铁，前请英矿师郭师郭勘得，如果开办，仍请原经手较易”。表达自己想参与创办汉阳铁厂的愿望。当年秋冬之交，张之洞在上海约见了“勘矿首功”的盛宣怀，相谈之后，张之洞答应，在汉阳铁厂建厂投产后，生产钢铁每吨提银二钱以弥补盛宣怀在办湖北煤铁开采时损失，如以年产六万吨计，岁可一万二千两，如果年产在五万吨双下，“即以岁提万金为断”。不过，本来可以在汉阳铁厂的创办上很好合作的盛宣怀、张之洞二人，最终由于在集商本商办还是筹官本官办重大问题上的分歧末能合作。张之洞将此事电告李鸿章：“盛道前在沪具一禀，所拟办法与鄙见不甚同。商股恐不可恃，且多胶葛”。张之洞主张汉阳铁厂筹集官本官办，而盛宣怀坚持商本商办，反对官本官办的原则：“外洋煤铁矿皆系商办。商办者必处处打算，并使货美价廉，始可以不买他国之铁，以杜漏卮。”另外，，他还反对张之洞将炼铁厂设在离大冶铁矿很远且交通极不便的汉阳，主张“就大冶江边开煤设炉，所出钢铁必较洋货价可大省”。如果张之洞非要坚持自己的主张不可，那么他断定“大冶铁矿官办必致亏本”。国家垫支的二百万将“无着”。事实证明盛氏的主张是正确的。
    尽管由于意见不合盛宣怀末能参与张之洞主持的汉阳铁厂的创办，但是有心人盛宣怀仍密切关注着汉阳铁厂的发展，正因为如此，他所信任的招商局帮办郑观应于1893年春在了解了汉阳铁厂的情况后函告盛宣怀，汉阳铁厂已用去经费400余万两，而张之洞“又奏扩拨七十万，仍恐不敷，势要招商承办”。郑观应建议盛宣怀“如欲接办”，“宜先寻有好煤矿，可炼焦炭，将化铁炉移于大冶铁矿山左右，可省运费，焦炭价廉，方可获利”。可见接办汉慢铁厂是盛宣怀久已有的愿望了。1896年汉阳铁厂已用去官款500多万两，仍无起色，“心力交困”的张之洞决定将汉阳铁厂交洋商承办。张之洞最初并不属意于盛宣怀这个“商”，而主张将铁厂交洋商承办。张之洞认为虽然由洋商承办铁厂有弊，但“洋商之弊合同周到即可防范，利欲甚大，既多现款，又可扩做”。而盛宣怀却坚持反对由洋商承办汉阳铁厂，他写信给张之洞的代表恽菘耘说：“铁政属洋商，力大流弊亦远，属华商，力小收效亦远”。力主由华商或他本人来招商承办，当恽菘耘告诉他张之洞“决意不招洋商矣，今已决计与吾兄商办”时，他立即向恽菘耘表示：“如帅意坚定，必当竭力为国家筹计远大，决不存丝毫私见”。最终，在盛宣怀的努力下，张之洞将汉阳铁厂交他办，他致信朋友说：“铁政不得法，徒糜费，几为洋人得。右铭、松云讽阻，乃属意于宣，督饬华商接办，重振旗鼓。以后步可自制钢铁千余里，路、厂如合一手，塞漏卮甚大”。接办张之洞的汉阳铁厂实不易不易，他表示一定要将铁厂办得大有起色，并有同时创办铁路之意。
    盛宣怀于1896年5月24日正式接办了汉阳铁厂，当时汉阳铁厂面临的最在困难是焦炭问题，铁厂所用的焦炭大多购自开平、萍乡两个煤矿，路远价昂，且常供不应求，致使铁厂停工待料。因而盛宣怀上任后即不断到江西、湖南等地寻觅煤矿，以设法解决铁厂的焦炭供应问题，最后在他的得力助手被任为汉厂总办郑观应的帮助下，铁厂的焦炭来源和价格昂贵的问题初步得到了解决。
    铁厂的第二个困难是产品的销路问题。按照张之洞创办铁厂的目的是这了“开辟利源，杜绝外耗”，但事实上铁厂的产品质次价高，在市场上敌不过洋铁，再加上当时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尚未发展，钢铁和钢铁制品缺少市场。盛宣怀在接手铁厂之前，已看到这个问题是致使铁厂难以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为铁厂找到可靠的市场销路，而这个市场销路就是当时呼声很高的修造铁路的铁轨的需求。因此盛宣怀以“轨归厂造”作为与张之洞商谈的他接办汉阳铁厂的先决条件。张之洞答应了盛宣怀的条件，与他约定“以卢汉路必归鄂厂定造为断”，并在向清廷上的《铁厂招商承办议定章程折》中请求清廷：“饬下南北洋大臣、直省各督抚，嗣后凡有官办钢铁料件，一律向鄂厂定购，不得再购外洋之物。”盛宣怀并不以张之洞的保证为满足，他在接办铁厂后几天又上书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王文韶请求王文韶支持他，说：“宣怀接办铁厂，力排群议，其铁质之佳旺为欧美艳羡。当以得煤为体，造轨为用，尢冀各制造局关怀自强之政，均购用自家之铁，此实赖大府严切嘱托，各局员或可共体时艰，以塞漏卮”。他说明自己在危难之中接办铁厂的初衷：“宣怀初不过求轨路一气，造轨方可补救铁厂。……恐长此拖宕，不至外人逼到极处仍入外人之手而不止”。应此前后，当他听说法国请由镇南关造路至百色有用法轨之说时，急电张之洞请阻止，说此路所需铁轨汉阳铁厂可以“赶紧代造。发端之始，似末可外购法国铁轨，使各国效尢”，当年10月在他取得了清廷给予他的“轨归厂造”的支持，说：“今天大兴作，莫甚于铁路，路料莫巨于钢轨。湖北大冶县铁矿，臣宣怀谋之于先，汉阳铁厂臣之洞成之于后，皆所以为今日造路计也。顾非轨不能成路，非铁不能制轨，非焦炭不能炼铁”。在同一月盛宣怀被清廷委为中国铁路总公司督办后，“轨归厂造”自然就不成问题了。
    铁厂的第三个问题是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的问题。当时铁厂的高级技术人员均系洋人，盛宣怀根据郑观应的调查对湖北巡抚王之春谈到这个问题，说铁厂“总监工德培竟无本领，毫无筹画，与生铁炉洋人大相龃龉，请撤吕柏，总司生铁者请停生铁炉，目下钢厂未能开工，若再停生铁炉则坐食矣。总监工不得其人，全厂为之受累”。他又对王文韶谈到这个问题：“此厂用洋人三十六名，不务实。可知其整顿之难，更难于当年之招商局”。盛宣怀所调查的铁厂的实际情况，决定铁厂只需聘用洋员14名，他将这应需聘用的洋员的清单交总办郑观应，请郑观应对汉厂现有的34名洋员进行考核甄别，可用者尽可能留下，“其缺者向外洋聘补。为在厂者工程情形已熟，且外洋来往川资甚巨。……再者，厂中只可用同国之人，彼此均见合意”。最终，盛宣怀同意了郑观应对洋员甄别后的意见，去掉了总监工德培等人。他并听取郑重观应关于在汉厂中设一学堂，招收学生“上午读书，下午入厂学习机器”，培养自己的人才以逐步取代洋员的意见，而积极筹办附设于铁厂的学堂。
    汉阳铁厂自乙宣怀接办之后，虽历尽艰难，但也获得一定发展，接办10年后的1907年，盛大宣怀在给奕�的信中谈到自己接办铁厂后的成绩：“宣怀现办铁厂兼煤铁矿，本属一局，所用资本人工数，已有盈无绌；各省铁路制造枪炮所用钢铁，悉资于此，成效已昭彰在人耳目”。不过，随着盛宣怀在清廷中官越做越大，他不但亲自参与铁厂管理越来越少，并愈来愈不可避免地将腐败的官场习气带进了铁厂，他的这种作风使使一向积极支持并帮助他在实业上取得了成功的郑观应也不想在铁厂长期呆下去。郑观应担任汉厂总办一年之后，坚决辞职，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讲述了自己辞总办职的原因：“前总理汉阳铁厂，当时声明系当义务，不领薪水；不过欲为整顿，以救危局而慰知已耳。讵意所用大小司事，多是湖北候补人员，而为督办所派又多系督办同乡或有交谊。且督办以所用之提调充当总稽查，不谙工程，不晓英语，已属不合；而又每恃与督办有师生之谊，频与洋总监工冲突，以致工程迟滞，常有停工待料之叹。然其大奸似忠，督办以为贤，虽有言其失，亦不问责。彼辈益无忌惮。甚至弟所与各友函件，据信差云，亦须由提调拆阅而后送也。马鞍山总办盗卖煤斤，因是提调好友，多方袒护，朋比为奸。凡事多被掣肘，任意排挤，盖欲我告退而已……弟实事求是，不合时宜，每为各怀私利党同伐异者所忌。与其受人排挤，不如洁身自退。此辞汉阳铁厂之故也”。该信明显表露了郑观应对铁厂督办盛宣怀的不满。
 
                中国铁路总公司督办
    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被迫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之后，西方列强开始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和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修筑铁路权自然是在西方列强抢夺之列。此时中国各级官员也看到铁路在国民经济中愈来愈重要作用。张之洞当时就说：“方今时势日急，外患凭陵，日增月甚，富强大计，首以铁路为第一要图”。从与西方列强争权和发展国民经济以增强国力两方面的要求和愿望出发，从70年代中期就开始议论的中国修筑铁路的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经过张之洞与李鸿章的争论，清廷选择“南北东西皆处适中，便于通行分布，实为诸纲领”的自卢沟桥经河南达湖北汉口的卢汉路作为中国第一条干路首先修筑。由谁来主持修筑这条中国第一条干路？张之洞向清廷推荐了盛宣怀，他对清廷这样说：“中国向来风气，官不习商，商不晓官法，即或勤于官通于商者，又多不谙洋务，惟该官员能兼三长，且招商、电报各局著有成效。今欲招商承办铁路，似惟有该员堪以胜任”。在这之前，张之洞和王文韶这两位权势人物在讨论酝酿由谁来主持中国修筑铁路的问题时，张之洞也向王文韶表示他属意于盛宣怀的原因：“昨招盛道来鄂商办铁厂，连日与议卢汉路事，极为透彻，环顾四方，官不通商情，商不顾大局，或知洋务而不明中国政体，或易为洋人所欺，或任事锐而鲜阅历，或敢为欺谩但图包揽而不能践言，皆不足任此事。该道无此六病。若令随同我两人总理此局，承上注下，可联南北，可联中外，可联官商”。王文韶赞成张之洞的看法，因此张、王二人再“合词奏保”盛宣怀，清廷接受了二人对盛宣怀的保荐。1896年9月，上谕“王文韶、张之洞会奏请设铁路总公司，并保盛宣怀奉命入京，于10月19日接受光绪皇帝的召见。同颐记述父亲此次受皇帝召见时间一小时左右，盛宣怀向皇帝“敷陈大指，谓皇上深维至计，创兴南北铁路，顾铁路所以速片调通利源，为自强之一端，非干路既成，即可坐而竣其强也。泰东西诸邦，用举国之才智以兴农商工艺之利，即藉举国之没力以养水陆之兵，保农工之业。盖国非兵不强，必有精兵然后可以自调，则宜育才，故筑路与练兵。兵非饷曷练？必兴商务，然后可以扩利源，则宜理财。兵与财不得其人，虽日言练，日言理，而终无可用之兵，可恃之财，则宜育才，故筑路与练兵、理财、育才、互相为用。甲午战争后，各国益易视我，以中国之大，兵弱财殚，人才消乏，何雪耻？何以图存”？光绪皇帝召见盛宣怀的第二天（10月20日）便发上谕“直隶津海关道盛宣怀，开缺以四品京候后的10月22日，向皇帝呈上一份《条陈自强大计折》，将召见时自已对皇帝陈述的意见详细地阐述在这份呈折中。这一天盛宣怀在京拜见了自60年代以来洋务运动在中央的主持人恭亲王奕�。奕�在中法战争时被西太后借口“委靡因循”罢去了一切职务，而在甲午战争中重又被起用，任总理衙门大臣等职。盛宣怀以奕�“当国久，富经验，讽以主持振作，勿再因循”。次日，奕�对翁同龠言：“昨几为盛某所窘。虽然，有心人也”。从张之洞、王文昭的保荐，光绪皇帝的召见以及被任命为铁路总公司督办、恭亲王奕�的肯定等等事件来看，盛宣怀已经获得督抚、封疆大吏、中央高级官员等上上下下的好感和信任。在他委为铁路总公司督办之后10天，又被朝廷授为太常寺少卿，并享有专折奏事的特权，可以直接和皇帝对话了。
    盛宣怀就此离开了担任四年的津海关道和津海关监督之职务，就任了中国铁路总公司督办，于1897年1月将铁路总公司设在他以为“天下华商以上海为会归”的上海，又在天津、汉口设了两个分公司，并奏明先造卢汉干路，其余苏、沪、粤、汉路次第展造，不再另设公司。盛宣怀对在中国修筑铁路的困难已有足够的认识，公司设立后一个月，他在给两江总督刘坤一的信中谈到了这些困难，说铁路修筑之事“在泰西为易办，中国则有三难。一无款，必资洋债；二无料，必购洋货；一无人，必募洋匠……风气初开，处处掣肘。”不但修筑铁路的钱、物、人才三者中国一样也没有，加上守旧的社会环境还“处处掣肘”，困难是太大了！盛宣怀表示自己的态度：“惟有坚忍，力持得步进步，渐图成效”。
    修筑卢汉路这样大规模的铁路工程，华商无此资本，当然只有靠洋资，不过，借洋债与招洋股却不同的后果。当时清廷的倾向是以“洋商入股为主脑”，李鸿章也以“洋债不及洋股容易”，均认为招洋股为宜，而盛宣怀却坚持借洋债不招洋股，他致信王文昭说明看书的理由：“所议借洋债与招洋股，大不相同。若卢汉招洋股，鄂、豫、东、直腹地原不至遽为所割，但此端一开，俄请筑路东三省，英请筑路滇、川、西藏，法请筑路两粤，毗连疆域，初则借路攘利，终必因路割地，后患无穷。是何异揠苗助长！若借款自造，债是洋债，路因是华路，不要海关抵押，并不必作为国债，只须奏明卢汉铁路招商局准其借用洋款，以路作保，悉由商局承办，分年招股还本，路利还息，便妥”。借洋债筑路可以做到权归于已，招洋股则筑怕路权最终被洋人所夺。因为借洋债是由铁路招商局出面，代表招商局的利益，无论铁路经营成败，到时由招商局设法还债就可以完事，与国家无涉。但是招洋股占到相当的比重，在国家主权不独立国力愈益衰弱的情况下，铁路权就不可能被洋股、即被洋人所攫夺。且不止是路权，洋人还可能因路而占地，因路而割地，最终危及国家领土的完整，借洋债虽亦有一些苛刻条件，但与招洋股可能丧失路权相比，风险要小得多。张之洞赞成盛宣怀遇汉路只借洋债不招洋股的意见，说：“惟有暂借洋债造路，陆续招股分还洋债之一策，集事较易，流弊较少。盖洋债与洋股迥不相同，路归权倒持于彼，款归洋债，则路权仍属于我”。最后盛宣怀决定修筑卢汉路筹措经费的原则是“先尽官款开办，然后择借洋债，再集华股”，并且是“无论议借何国路债，必须先用华款，后用洋债”。因为先用华款自造，造成一段，用路作抵押借洋债，可以免去苛条，“庶可权处我操，不致贻后来无穷之患”。最终卢汉路决定借用比利时款，盛宣怀认为比利时“为小邦，重工业，但斤斤于购料趱工，无他觊觊，……其息率亦视他国所索为轻，且允既以铁路作保证，无须再用国家名义”。经过与比利时商人四个月的谈判，盛宣怀与其签订了借款草约，现过五个月，正式签约，。1897年10月卢汉路汉口至孝感段正式开工，盛宣怀专程由上海赴汉孝段工程视事。12月，因为汉孝段工程视事劳累过度，又感风寒，盛宣怀旧疾哮喘病发作，病榻上的盛宣怀接受了清廷授以的大理寺少卿衔。正在这时，北京有人密电上海的盛宣怀：谓清政府已批准容闳由天津经靖江至镇江修筑一条干线即津镇路的请求，而津镇路名义是集华股而实质是洋股。盛宣怀立即致信王文韶、张之洞，提出对容闳请修津镇路的怀疑，说：“容闳在总署呈现请办镇江至京铁路，有款千万，请验！先以百万报效，那又为何先需要报效朝廷百万事后再报效百万呢？他又肯定地致信王文韶说：“若清江别开一路，则东南客货均为所夺，卢汉将来断不能集华股还洋债。卢汉一路必致停废无成。……中国物力异常艰窘，倘属华商资本，岂能两路并举，徒自争竞！至于报效巨款，其为洋股可知，无论何路皆不可准。饵我小利，必受大害”。后来，当盛宣怀听说容宏修津镇路是得到李鸿章的支持时，他并没有停止他的反对，而是直接寄信总理衙门，慷慨陈词修筑镇路对卢汉路的不利影响：“因时局变迁，原难拘执成议，惟卢汉干路内外几经筹度而后定。南连湘粤，西通川陕，东达长江，利，则聚天下之全力以保畿辅；不利，亦可联十余省之精税以保中原。今若改营镇津，卢汉停办，恐以后各路事权均属外人，无一路可以自主。数十年归还中朝之说，尽属子虚，大局何堪设想”！最终，津镇路因它故而停顿。
    在盛宣怀反对容闳用洋股修筑津镇路的同时，他也展开了与西方列强在中国抢占路权的斗争。同年冬，以德国占领皎州湾、俄国占领旅大为始点，列强瓜分中国进入高潮。盛宣怀心情异常迫切地上奏清廷：“时局日亟，刻不及待。群雄环伺，辄以交涉细故，兵轮互相驰骋海洋，通塞靡有定时，今海军既无力能兴，设有外变，隔若异域，必内地造有铁路，方可连络贯通。”铁路早成一日，可保一日之利权，多拓百里，可收百里之功效“。当他看到德德国“已获承办山东铁路利益，局势顿变。俄国已造于黑龙江、吉林，以为通奉天、旅顺之计，法国已造路于广西，以为割滇之计”，推测英国“其为觊觎粤汉铁路凿无疑”，他再上奏清廷，说明列强强占铁路权对中国的危害，如果英国造粤烃路：“直贯其中，将来俄路南引，英路北趋，虽有卢汉一路，气促权轻，间隔于中，无能展布，且将来甚至为英、俄之路所并。则咽喉外塞，腹心内溃，虽欲讲求练兵制械之法，理财之足国之方，亦将无从着手！岂惟不能自强。恐从此中华不能自立”！1898年1月，清廷批准了盛宣怀等人关于粤汉路由湘、鄂、粤“三省绅商自办”的请求，但规定粤汉路仍由中国铁路总公司“总其纲领”，即仍由盛宣怀为粤汉路督办，主持该路的修筑。
    盛宣怀主持中国铁路总公司，他为全的铁路建设制定了一个基本方针，即干路由清廷借款自造，枝路尽可能由华商接造，或虽为洋商所造也作为中的枝路，这个方针他在1902个致外务部电中清楚表明了：“查各国铁路皆自主，中国穷于财力借助外人，自应先定干路若干条，由国家借款兴造，其余枝路，依照日本成法，准华商筹款接造，由短而长，由近及远。庶可有益无损”。铁路总公司成立两年，盛宣怀“勘路购地，领官缗，贷外债，事事重要，在在棘手”。卢汉路工程进展缓慢，对盛宣怀不满者又乘机攻击，1898年6月，上谕：“前因卢汉开办铁路，设立招商公司，特派盛宣怀督办，计值将近两年，所有勘路购地事宜，应已办有端绪。此项铁路紧要，岂容观迁延。现在业已筹有的款，著盛宣怀〓日兴工赶办，并将办理情形先行具奏，倘再延不开办，玩误要工，责有攸归，盛宣怀岂能当此重咎耶！此外粤汉、宁沪各路，并著承办各员一体迅速开办，毋得任意迟缓。”为开办卢汉等路费尽机、东奔西走的盛宣怀却还受到了上谕的严厉督责。7月，盛宣怀向皇帝奏上《筹办南北铁路办理情形折》，说明南北铁路办理的“委屈艰难”，然后，他立刻由沪赴津“督促北路工程”。同月盛宣怀在北京受到光绪言皇帝两次召对，皇帝命盛宣怀“递练兵说帖”，盛宣怀遵命奉上。时值希望阴作为改变国家现状的光绪皇帝，在康有为、梁启超等变法维新派的鼓动说服下，正力图利用维新派法自强。受到光绪皇帝两次召对之后的盛宣怀对在京的友人说：“吾辈遭遇圣明，千载一进，然不揣其本，不清其源，变法太锐，求治太急，朝局水火，萧墙干戈，忧未艾也“。盛宣怀看到朝廷中帝后两党的矛盾，官员中新旧两派的矛盾以及中国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担心康、梁变法大急、太锐会有不好的结果，因此他们只在北京呆了几天就匆匆返回上海。11月，盛宣怀又由上海赴湖北，督办卢汉路汉品到信阳段工程。12月，又赴大治查勘汉慢铁厂所需铁矿，岁末回到上海，又值苏北地区水灾后急需冬赈。因此，他又马不停蹄地对与上海绅商“筹垫巨金”，对苏北地区进行赈济。
1899年春，正当粤汉中向美国借款，宁沪路向英国的借款发生异议，盛宣怀准备上京同总理衙门等商议，他遭到了朝廷高级官吏的弹劾。清末极端顽固守旧派大学干徐桐攻击他：“轮船、电报创立三四十年，获利不资，而上不在国，下不在商，所称挽回利权者安在”？招商局、电报局股票受到徐桐弹劾的影响“股价骤低”，清廷派军机大臣刚毅到沪清查招商、电报两局的帐目。盛宣怀根据徐桐劾的各条罪责，向刚毅“逐条声复”，并上疏“陈历办成绩及艰困情形”。最后刚毅向清廷奏明清查两局帐目的情况以及两局历年报效政府数目，弹劾才未有结果。徐桐的弹劾虽末奏效，但它已令30年来在与洋商争权，与保守势力斗争，为发展中国近代实业的盛宣怀疲累不堪心灰意懒。两年多以前，当有人攻击他揽轮、电等权是为谋私利时，，他就已对李鸿章发了一顿牢骚，述说自己之所以坚持办轮、电的目的：“宣法生心血仅办成招商、电报纺织三事，现在皆属商本，约值千万。言者皆指为利权在手，不知此皆千百人之公利，非一人之私也。必欲使人人自谋私利，而不为天下谋公利，方始甘心；又必使外人自谋私利，而不为天下谋公利，方始甘心；又几使外人夺吾公利不为我有，方始缄口！似此糊涂世界，何以尚想做事！不过要想就商务开拓渐及自强，做一个顶天立地之人，使各国知中原尚有人物而已。未知我师今日尚肯为天下得人谋否？敬得一二人，何难雪耻”。现在，他不愿意再愿意再多干事了，他向第之洞提出，以后他只专注于卢汉路，而其他粤汉、宁沪等路不愿再主持了。张之洞不同意盛怀搁担子，要他坚持天下去，否则“美约不成，必为法占，若南北两干均归一国，如大局何？公岂能宽责备耶”！无可奈何，9月，正患痢疾的盛宣怀仍扶病北行，验收卢沟桥到保定一段铁路的工程。10月，戊戌变政后重又训政的西太后在北京召见了盛宣怀，之后盛宣怀向朝廷呈上“练兵筹饷商务三十条”，随接上谕：“各口关税，如照现在时价核估，所增税项，实为筹款大宗。著派盛宣怀、聂缉〓会同赫德查照条约，迅速筹项”。12月，西太后又再次召见了盛宣怀，要他“暂时留京，备随时商询要政”。1900年3月，盛宣怀留京期间，又有朝廷官吏“谓电局利局权太重，奏请遴员接管”，盛宣怀趁机会上疏“恳将所管各局各厂一律交卸，以让贤能，俾释负荷，保全末路。”清廷没有答应盛宣怀的恳请。5月，盛宣怀离京回沪查物价，6月，北京发生义和团运动。
    1902年10月，父亲盛康病逝，盛宣怀因“哀恸太过，疾又剧作”，于是他便照清朝规矩，向清廷请求辞去所有担任的职务，回家“守制”。但上谕“卢汉、粤汉铁路总公司及淞沪铁路筹款购地买料修工事宜，仍著盛宣怀一手经理”，张之洞也向政府力陈“铁路不可易人”，盛宣怀不得不强忍父亲去世的悲痛，抱病继续主持卢汉、粤汉、淞沪等铁路的修筑。
 
                  创办中国通商银行
    1895年当清廷为《马关条约》向日本赔款二亿两白银而在国内筹款问计于盛宣怀“如有可兴之利”时，盛宣怀回答：“至可兴之利甚多，取之民必假于商，欲取之于洋商，尢必假手于华商。故开关互市之天下，若仍不加意商务，未有不民穷财尽不战而弱者也。今言变法者多矣，然坐言易，起行难；立法易，收效难，姑就力所能行，效所能速者筹之，则铸银币、开银行两端，实为商务之权舆。亟宜首先创办。不必畏难避嫌，一年即可观成，一年即可收效。银行商本二百五十万两，银局借款四十万两，如任用得人，一呼可集，至银行官本二百五十万两，已借款内如不能拨，亦可另借专款四十万镑”。盛宣怀已认识到中国发展经济、筹措赔款就应迅速开办银行，并对在中国开办银行有了比较成熟的考虑。在这之前，他也就银行问题向管理财政的翁同龠谈了自己的考虑：“有人言，日本有西法银行，故兵饷万万皆借本国民债，无俟外求。中国地大民富而银行，以官力借民债，虽数百万亦吃力，亟应仿照招商速开招商银行，并可鼓铸钱通行钞票，悉归商办而官持护之。开办之初，须藉重西人为导引以通各国，银行代国家借洋债，久之中国商民相信，便可照泰西及日本借用本国民债，而利不外溢。……试想二万万钜款若全借洋债，至少二十年还清，连本带利便需四万万，国家度支岁计八千数百万，盈余未闻确数。此后每年必须筹有的款二二千万以还洋债，方可无虞。至善后处处需款，若必待还清洋债而后练兵、造船、制械，恐不及待而边衅又起矣。……此非通盘筹画、破除情面、扫尽陈腐，变无用为有用，收洋利为华利，不能得要领”。为了说服清廷同意在中国开办银行，他于当年夏秋之交拟了《开银行意见》一书，向清廷具体说明银行开办后在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作用：“官铸银行可交收，勿虞阻滞，局印钞票，可以通用，勿虞荒废；京我拨解之款，可汇兑以省解费；公中备用之款，可暂存以友权子息；购买船械以银合镑，收付洋债以镑合银，可随时考核，以杜暗亏。此益于官者也。此益于官者也。通商口岸及各省会，均有银行，均有银行，行商坐贾，有余则存放，不足产则借贷；丝茶货物可以保险抵押，不受洋商克制；农工余蓄，可以铢积寸累，不至随手花销。现欲推广商务制造，有无通挪，长短存放，皆非银行不可。此益于商者也”。1896年7月，当盛宣怀接办了汉阳铁厂，将铁厂与铁路结合起来考虑之时，他自然又想到了开办银行，没有银行为大规模的铁路工程筹措资金，铁路的开办势必遇到资金匮乏的问题。他将铁厂、铁路、银行三者结合起来考虑之后，寄信张之洞、王文韶说明自己的看法：“今因铁厂不能不办铁路，又因铁路不能不办银行”。寄信张之洞：“铁路之利远而薄，银行之利近而厚。华没必欲银行、铁路并举。方有把握”。他听说清廷聘用的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英人赫德准备在中国组办中英合资银行，揽中国银行开办权，便提醒张之洞：“华商无银行，商民之财无所依附，散而难聚。……若是银行权属洋人，则铁路欲招华股更无办法。……铁路既以集华股归商办主，银行似亦应一气呵成，交相附丽”。1896年10月19日当盛宣怀督办中国铁路总公司事被饬令到京由交绪皇帝召见时，他抓住机会向光绪皇帝陈述了自己有关应在中国开办银行的意见，并将这个意见写在《请设银行片》中向皇帝呈进。他在该片中称：“银行�于泰西，其大旨在在流通一国之货财，以应上下之求给，立法既善于中国之票号钱庄，而国家任保护，权利无旁挠，故能维持不敝。各国通商以来，华人不知务此，英、法、德、俄、日本之银行，乃推行来华，攘我大利。近年中上士大夫灼见本末，亦多建开设银行之议。商务枢机所系，现又举办铁路，造端宏大，非急设中国银行无以通华商之脉，杜洋商之挟持”。同月，盛宣怀在向光绪呈递的《条陈自强大计折》中仍然强调中国开办银行的重要及其迫切性，说：“西人聚举国之财为通没惠之本。综其枢纽，皆在银行。中国亟宜仿办，毋任洋人银行专我大利。中国银行既立，使大信孚于商民，泉府周通而不穷，仿借外债，可代洋债，不受重息之挟制，不吃镑价之亏折，抽谓挽外溢以足国者此其也”。11月5日，盛宣怀向光绪皇帝辞行，皇帝对他说：“汝折已交议，但事须人做，今督抚多推宕，如何”？大约光绪皇帝看到盛宣怀在中国开办银行一事上的敢想敢为，又由于事先盛宣怀已托张之洞、王文韶等人为他活动，11月12日，上谕“银行一事，前交部议，尚末定局。昨盛宣怀条陈有请归商办之议，如果办理合宜，询于商务有益，著即责成盛宣怀选择殷商，设立总董，招集股本，合办兴办，以收利权”。上谕责成盛宣怀在头一年拟的《开银行意见》中已提出是因为：“华商之力一时或有不足，捉襟见肘，恐其贻笑外人。且创开第一银行藉以通行银元钞票，及将来借用民债，早于官者尤钜，官自应竭力扶助，期其必成，”在向光绪皇帝呈递的《请设银行片》中盛定怀则更明确地提出银行的办理原则：“银行用人办事，悉以汇丰章程为准则，合天下之力，以办天下之银行，但使华行多获一分之利，即从洋行收回一分之权。并照西例，俟有余利，酌量提捐归公，预定章程遵守，商民既交得其便，国家即阴收其益，俟将来官商交孚，内外政法变通尽利，再行筹设国家银行，与商行并行不悖”。
    由于事先对开办银行已有了较为成熟的考虑，因此在奉到上谕后，盛宣怀立刻就着手招集商股，组织董事会。在奉到上谕的十几天后，他致信李鸿章说：“现已暗招数十富商大贾得实在华股三百万两，如能暂借官本二百万两，即可照所拟章程赶紧开办 ”。银行的选定的董事会八总董为张振勋、叶成衷、严信厚、施则敬、朱葆、三四人为上海著名的资本家，严潆、陈猷是轮船招商局人办，杨廷杲是电报局总办。这八个人既有经济实力，又有管理近代企业的经验。300百万商股中招商局有80万两，据盛宣怀给王文昭的信中说，商股招集中“甚踊跃”，他已替王文昭代留500股，说明著名官员投资银行，盛宣怀将即将开办的银行定名为“中国通商银行”。
    正当盛宣怀主持银行开办工作顺利进展之时，传来中俄两国合作筹办华俄道胜银行，清廷已拨500万两入股道胜银行的消息，已入股中国通商银行的商人议论纷纷，盛宣怀乃加紧了原拟的向清廷借款200万两入银行的催促，他寄信总理衙门大臣户部左侍郎张荫桓：“俄行已入官股五百万，而中国银行转无官款，不足取信，为外人笑，一经洋商之谣言倾轧，必致命众商裹足。”他强调，向朝廷借款200万两不是作为股份投入银行，而是援照过去招商成立时的办法，将此款“存放该银行，按年认缴息银五厘，不计盈亏，六年为限，限满足或分年提还，或仍接存”。这种办法“似此公中有利无害，另外，盛宣怀从通商银行以的的业务发展来考虑，也认为应有官款银行，因为”中国银行难做外国汇票，必须依赖各省官场汇票为正宗。商董谓，如无官，不足以号召各省汇票。最后清廷拨款100万两存入该行。正在此时，官场中又出现了攻击他揽银行、轮、电等权是为谋私利的言论，因此，他向北洋大臣王文昭两次提出辞职请求，发出“似此糊涂世界，何以尚想做事”的怨言，打算“挈全眷而返”，“奉亲耕读，从此不与人言国事”，“否则索性弃官就决，再唱一出大戏，亦不虚生斯世”。王文昭仍如1895年那样末批准盛宣怀的辞职请求，盛宣怀无奈只得又积极筹备开幕办备中国通商银行。然而不久又传来朝廷对开办银行有所动摇的消息，盛宣怀极为愤怒，直接寄信总理衙门，指出中国通商银行势在必办，“中外早已传扬，若届期不开，失信莫大乎是，商股必致全散，以后诸事万难招股、不仅银、铁两端也”。经过艰难努力，中国通商银行终于在盛宣怀奉到上谕之后半年的1897年5月27日在上海开行，以后不到一年时间，又先后在天津、汉口、广州、汕头、烟台、镇江和北京等城市开办了分行。盛宣怀自豪地说：“此后自王畿迄各通商码头，泉府机话，血脉贯通，或不至尽为洋商所把持。……气脉流通，商民便利，利在无形，余利愈厚，归公愈多，利在有形”。两年后，盛宣怀向清廷报告通商银行的成绩：“据商董呈报，每六个月结帐一次，除开销外，发给股商利银四十万两，缴呈户部利银十万两，尚属平稳。询诸汇丰开办之初，尚无如此景象”。
    回顾银行开办时的酸甜苦辣，盛宣怀告诉友人：“强兵必从铁道入手，理财必从银行入手，办此二事，不料处处掣肘，更有难于昔年轮船、电报者”。
    按照盛宣怀的计划，银行初办时完全以英商汇丰银行为蓝本，严格桉照经商原则，真正做到商本商办，因为如果官办“执官府之制度，运贸易之经纶，恐窒碍滋多，滚弊斯集”，将归于失败。但中国通商银行正式运转起来之后，“铸银元飞券，权利甚宏，统属之商，必有异议”。在朝廷末建立国家银行之前，中国通商银行代行国家银行的职能发行银元等流通货币，获得巨大收益，但如果这个收益全部归诸商人，盛宣怀恐朝廷不会同意，一定会想方设法收回银行办理权。他说，银行“现其得利后官夺之，不免失信于商民，诚不及官商合办之为愈矣”！他认为中国通商银行的发展末按盛宣怀的计划进行。1901年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打算筹建国家银行，盛宣怀认为国家银行“包涵其广，自必统中国财政出于一途。通商银行断站不住”，因此他不打算继续主办通商行，他准备将：该行商股二百五十万两作萍矿商股，部股一百万两……拟请暂拨铁厂，按年还息，一如常例。厂矿得此交济互用，可纾目前之急。但最终结果，“嗣以改铸国币，虽有国家银行，亦全赖商家银行上承下注，方能使新币推行无阻”。通商银行得以继续开办下去。两年之后，西方列强又来觊觎通商银行，“法领事先来面商，请将通商银行归并奥国”，盛宣怀先是告之：“中国商务极大，近来各国到此添设银行，中国是主人，仅一通商银行，论面子亦断不能少……通商银行至关重要，势难与外国银行合并办理”。后同意法国“如愿附股，须章程全拍方可试商”。盛宣怀决定反对与外国全办通商银行，同意法国附股通商银行，但自主权在中国手里。中国通商银行在盛宣怀的主持下，在封建朝廷、西方列强的多方干扰下艰难地办下去。
 
                   设立全国勘矿总公司
    盛宣怀几十年来对在中国开矿从末释于怀，只要有机会、有条件，他就要投身于矿务。鉴于七八十年代他办矿务的经验，总结出聘用高明的矿师勘查出佳矿是办矿务的先决条件，因此在1890年他已拟出开办煤铁矿各所需矿师的条件八条：
    一、头等出色开煤铁矿师一人，须要矿务书暨头等考单，并要自己开过煤矿铁矿，有矿主给与实在凭据。
    二、须通晓地质学、化学、算学、机器等事，到华尤须钻地核算煤层深浅广狭，每日出煤若干吨，足敷若干年开挖。所有安置机器开井开路之法，均须亲自布置，煤质铁质均须化验分数。并须谙练改制煤炭，开挖铁石，以备练铁之用。
    三、光绪元年税务司金登干代请之矿师郭师郭乃系兼谙开煤炬铁二事，如现在所请开矿者亦能兼谙炼铁更好，如只能开矿不能炼铁，想薪水可以稍轻，因将来仍须请炼铁之人也。
    四、此矿师薪水每月约给上海规银三百两光景，自到华之日起，来回川资均发给，寝屋给住，但不能指定洋房，伙食由其自备。奉差出门，舟车之费照给。
    五、合同以三年为期，如有不听调度，违犯法例之事以及连病至三个月不能办事，均可随时销去合同，停止薪水。
    六、矿务由小至大，由浅入深，不应先事铺张，致亏成本。所有矿办之事，不可省者自不可省，可省者必定从节省之法，不能如开平之铺张扬属也。
    七、矿师应听矿务督办、总办调度一切。
    八、期满后如果矿务已有成效，已得余利，准给予花红规银三千两，以作酬劳。
    上述八条是保证矿业开采关发展盈利的重要条款。
    1896年当盛宣怀接办了汉阳铁矿厂之后铁厂所需的煤铁原料成为困难时，他一方面在湖南等地自觅煤铁矿进行开采，一方面想法把铁厂焦炭来源之一的开平煤炭来源之一的开症煤矿并放汉慢铁厂。他寄信王文韶说明自己的想法：“煤矿为铁厂、铁路、轮船根本，合为一家，于公有益”。请王文韶帮助他实现这个设想。但这个设想末能实现。此时，正遇西方列强在中国强占矿权，本来就认为“中国财产莫大于矿”，将办矿视作中国“转贫弱为富强实有关系”的盛宣怀，一方面竭力抵制西方列强侵占中国矿权，一方面积极筹备大举勘采中国各类矿山。
    1895年12月，当盛宣怀听说英、俄两国力争经办东北观音山金矿时，他立刻告诉王文韶：“观音山矿苗胜于漠河……如家有窖藏，强邻觊觎，亦速抢挖”。他建议将观音山金矿并当漠河金矿一并开采。到后来看到沙俄再觊觎漠河金矿，再告王文韶：“此矿久必归俄，自以速办为是”！1898年3月，盛宣怀听说英、法觊觎湖南、广东之矿，又立即致信总理衙门，提出对付办法：“窃思湘粤矿甚多，英、法皆觊觎，与其用英、法、而碍大局，尚不及用美款。但管见中国财产莫大于矿，目前虽不得借资洋力，将来学堂人材辈出，不难自办，转贫弱为富强实有关系。然若山西、四川一纸合同，即以全省六十年无限地利悉归外人，名日华股，实皆洋股，且恐藉开矿而渐及派兵保持，占利竟至占地，恐贻后悔。拨拟请嗣后洋款办矿，不得擅指全省，此呆就矿言矿。譬如办开症煤矿，只就开平而言，推及一郡一县则已多矣。至路矿勿兼，自系杜洋人索矿也”。盛宣怀保持路矿友对洋商侵权的心情是强烈的，当他得知“俄、法、德要索路权皆及矿务，直、晋、豫全矿皆与俄、意、英定约，余利归外人七十五分，限期六十年，北方无尽片权均已属人”时，预料“湘矿不久必属英、法”，因此提出防患于末然的措施，即将湘矿当并中国铁路总公司，由总公司“借美款开办，余利湘得若干分为练兵费，美得若干分，总公司得若干分，帮还湘债”。在矿权问题上，盛宣怀仍象在路权问题上一样，主张借外债自办，反对中外合办，其关键仍在与洋人争权，中国人如何自办矿务？早在1896年，郑观应向盛宣怀建议：“今我势将瓜裂，恐难挽回拟立一公司附于商局，急遣矿师四出将各处好矿凡属官山及价廉之民产尽行购定，并禀请地方官批示存案，免为外人所夺”。1899年初，郑应观再向盛宣怀催促，应快速勘探购买矿山。“迟恐好省分又为捷足者先登，大权落于人物，铁路无以生色”。并建议在各省“凡铁路以过百里之内有矿产者，应归铁路公司招受开采”。盛宣怀接受了郑观应的意见，于当年正式上奏清廷，建议建立矿务总公司，：“应仿照通商银行速立矿务总公司，选举商董，招集商股，附搭官本，延聘著名地学、化学之矿师二人，遴派专员，分赴三江两湖以及各省，凡末为洋人所得者，周因历查勘，将各种矿地逐一勘明，绘图帖说，分别等差，先行买归总公司执业，酌定地租数目，造册呈送，统辖总局存案”。朝廷却末能采纳盛宣怀的意见。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之时，开平矿务局因总办张翼的愚蠢而落入英人手中，盛宣怀鉴于这个惨痛的教训，致函两江总督刘坤一，说明对此事的愤怒及为保护中国矿权应积极采取措施的态度：“开症全系华股开办，张燕谋忽与洋商订约，掺入洋股居多，名为华洋合办，实已喧兵夺主，迨傅相知之责令废约，而已无及，仅将直隶全省矿务一条勉强撤除。自此洋商觊觎矿产，将欲一网打尽。湖北大冶铁矿宣必拼命自保。……政务处密电敝处筹议矿务，鄙见似宜以开为守，方能抵制洋人”。1901年6月，《辛丑条约》签订的消息传来，盛宣怀又电奏清廷《预筹抵制各国干涉财政》，告诫清廷：“惟彼于矿务觊觎最甚，若不选择各国合式律例，亟谋以开为守，和约定后，势必群起争占，利权尽失，全恐因矿而占路，并因矿路而占地，所关甚钜”。清廷对盛宣怀的告诫仍末采取措施，而西方列强占中国矿产的局面更形严重，盛宣怀认为他不能再等待下去了，因此他自主对西方列强争占矿采取了行动。1902年6月，他致电外务部路矿局：“查四川巫山大宁两县有铜铅佳矿，恐稍迟必为洋人所得，现似由敝处外员带领自雇之英矿师前往试挖，如果佳旺，再当奏咨。专集华股开办，以保存利，而杜觊觎。应请贵部核准转电川督查照”。1902年8月，他得知吉林将军（长顺）已将吉林全省金矿与沙俄合办，速迅致电外务部，要求：查吉林全省金矿与俄人合办案，电中称：“闻吉林全省金矿及煤矿，将军已奏派宋春鳌总办，并与俄订定章程，中俄合股，一律开办。查该省金矿曾经敝处已集华商股分开办，奏办有案，此次吉林如何奏咨，乞查示”。10月，盛宣怀再以急迫的心情拟就《请设勘矿公司折》，上奏清廷，其中说：“臣年来访察中外情形，终欲思一补救之法，断非空言大言的能济事，恧和先量我权力 财力所能办到，惟有将民间产矿之地，由公中筹款自购，力争先着而已。……臣不揣鄙陋，一面谆劝各省绅没先筹华股本银一百万两，拟在上海设立勘矿之总资本，或采租息，皆当权自我操，总之矿商之利，外人不妨共之，而地主之权，中国自当守之，亡羊补牢，尚未为晚，曲突徙薪，岂容再误！所以拟设勘矿总公司，藉保主权而收矿利”！同月，当他听说山东淄川、博山各矿“德人已用华人名买地不少时，即致函山东巡抚周馥要他“密查”此事，并要周馥赶紧自购矿地，保守主义……请先密饬各属查明产矿之地登记，如须公司派矿师来勘矿总公司在上海设立，盛宣怀延聘英国布鲁特为矿师，李御为副矿师，按原计划进行勘查购矿。8月，他得知法、德两国争勘湖北铜矿，立刻寄信湖广总督端方，称：“竹山邓家铜矿前经敝处派员绅带同山主勘采矿样回沪，并根据邓家呈届地数亩归公司开办，业已给赏，并由县出示封禁，不许他人私开，县中有案，敝处勘矿在先，法领事照会如在今年，是已在后，请先行驳复。……顷礼和洋行德商连纳面称：‘竹山铜矿可否请该行合办’。询其何因，据称法商享利前以湖北、湖南、四川、贵州无数矿山抵借汇丰钜款，享达利洋人死后，汇丰将欲拍卖礼和议定订替，竹山铜矿亦在其内。……似此情形，中国若不再自行收买矿地，将尽为外人所得，恐地利地权尽失矣。竹山铜矿极佳，迟则德矿师先往，更难措手”。
    勘矿总公司成立后，盛宣怀根据郑观应的建议，迅速派人勘查争购全国各地矿产。如购江苏利国铁矿，购唐山至林西沿途煤矿，购西山西平定州煤矿等。他告诉山西巡抚张曾扬自己抢购矿山的原因在于“一则留为自胃，彼不能夺；一则合办，可作股本，庶不致空言无补”。他请张曾扬在山西迅速筹划华商“自开各矿”。
    盛宣怀在与洋商争购矿产的同时，还想方设法限制洋商在中国已获占的矿。1903年，英商福公司在获占了山西全省主要矿铁矿炼成铁制品后再运出，清政府不愿英国“矿与路兼营”，便提出该路虽由英国承造，但清政府可用向英国借款的办法收回路权自办。盛宣怀得知此事后，于1903年10月22日致电外务部：“查福公司造路，从前只运矿，现闻意在设厂炼铁，于中国铁政影响甚大，必须设法补救，否则中国认借钜款代造运矿之路，转使其腾出路款速成煤铁矿，以夺我铁厂权利。晋豫公司原合同条款内并无准其内地设厂字义，惟合同题目有制铁二字，殊属含混。自应趁此议借款之时，与彼订明只准开矿不准设厂，倘不能禁阻，亦必须限定路成开车之后，至少缓照正太办法，告其正太非俄、法运矿而设，今泽道未为英国运矿而办。索我借票，俾腾出福公司资本全力开矿，是中国国家任代造运矿路之钜款，英国公司独受开矿无穷之大利。披既欲因矿而及路，我即因路而及矿。一日此路运矿车价须比他项客货酌加两倍，以备修养及票债本利。一日国家应得红股若干，分沾矿利，一日只准开矿不准制铁，以符条约未准洋商在内地设厂之议”。盛宣怀抵制英国福公司设炼铁厂的措施未通用得到清廷的支持，英商设炼铁厂势在必行，无可奈何之下，盛宣怀只得又想出一个妥协的办法，于1904年2月电告外务部：“宣怀不敢畏难，思得一策。晋铁断无不办之理，既许英攘办，势亦不能不准化炼，然若一无限制，亦断难只准英国不准别国，路矿利权所在，若一迁就，伊于胡底，现与哲（美林）议，晋省出铁之所，或就近铁路之所，中国国家自设熔化厂，允将福公司铁砂交由国家溶化厂炼成铁砖，以便易于火车装运。似此定议。只许彼攘开矿之利，我尚可自保制铁之权，内地设厂亦不致自此开端。至自炼厂迟速大小，权皆在我”。他在致电外务部、商部请求抵制福公司的同时，又致电函山西巡抚曾扬，告以能否限制福公司的占权，多地在于张曾扬在山西“施设振粉之策。地为我地，权须我操，权授他人，利自归彼，邻厚君簿，其理显然，宜为中国大计，不仅为晋与化也。欲改合同，断难办到，设法阻止，似尚可行。务请迅设勘矿买地公司，先将产铁处所赶紧收买，免为彼所先占”。张曾扬加电盛宣怀，告他又于当年3月寄电外部务：“据张中丞来电，晋省铁山并末买动。现拟密派雇矿师先收产铁矿山，虽不能如大冶尽数收买，或不致悉为彼得，则仍可自炼铁，而福公司铁砂不过带炼。倘能办到如此，铁利尚可挽加”。全国勘矿总公司成立三年之后，盛宣怀向清廷上奏，请求将该公司裁撤，他说明书其理由：“伏查勘矿之举，原议重在收买矿地，免为外在估夺，实赖各省地方联络一气，方能办理，臣奉准设立勘矿总公司后，即撤销商务在臣差使，势难以上海一隅之局，自应将总公司即行裁撤，所延英矿师布鲁特以及副矿师李御三年全同期满，已撤回国”。此次，清廷从其所请，全国勘矿总公司裁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