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的赏识和提携
    年轻的盛宣怀之能不失时机地投入洋务实业活动，从一开始就在洋务实业活动中最重要的几个企业――轮运、矿务、电报中一展身手，除了他本人有敏锐的洞察力，能抓住机会及精明能干的办事能力外，李鸿章对他的赏识和提携是十分重要的。早在1877年4月，盛宣怀以直隶尽先补用道身份禀请赴部引见时，李鸿章就上奏清廷称盛宣怀“该员心地忠实，才识宏通，于中外交涉机宜能见其大，其所经办各国事皆国家富强要政，心精力果，措置裕如，加以历练，必能干济时艰”。李鸿章赏识他，打算提携他，就处处磨砺他。1876年9月，李鸿章让盛宣怀随其左右，赴烟台参与与英国公使威妥玛关于议结“马嘉理案”的谈判，并参与议订中英《烟台条约》。10月李鸿章又让盛宣怀从烟台赶回上海，和上海道冯�光等人与英国外交人员梅辉立谈判吴淞铁路的解决办法。当盛宣怀在轮船招商局、湖北煤铁开采总局稍露头角时，1879年底，李鸿章就奏署他为天津河间兵道备道。这个官职的由来大约与前一年盛宣怀在河间一地赈灾有关系1878年,河间灾害严重，瀚林院编修吴大�自荐到河间赈轻灾,李鸿章奏派盛宣怀和李金镛协助吴大�。盛同赜记述父亲此次赈灾的经历:“府君稔知州县查户假手胥役不足恃,每躬自巡行�落,风日徒,按户抽查,要东光县某乡竟至露宿终夜,当而咳逆上大气大作,盖毕生喘疾所由萌芽也,府君目击灾重捐绌,捐资为倡,罄所积集金巨万犹不足,庶母刁夫人见府君筹思中宵，悴形于色，乃典鬻珍物，尽出已蓄以附益之”。也许李鸿章通过盛宣怀赈灾之事更清楚地看到他做事踏实肯干的一面。盛宣怀做河间兵备道，正逢该地：“灾情方剧，受任伊始，首先综理振务，集捐数十万，兼资工抚，救济甚众，并裁革天津县书差供应各项积弊，建广仁堂留养孤嫠，设戒烟局，民间戒除者万人，政声炳著”。盛同颐对父亲喝难免有溢美之辞，但赈灾确是盛宣怀始终如一尽力做的。
    盛宣怀“夙以开通风气自任，时任直隶总督而衙门设在天津的李鸿章就常常向他“垂问商榷”洋务事宜，盛宣怀则答：“以为欲谋富强，莫先于两大端，……铁路电报是已。路是体大，宜稍辽缓；电报则非急起图功不可。”李鸿章�然日：“是吾志也，子盍为我成之”！因此有1880年李鸿章派盛宣怀津沪电线之设。1883年春，李鸿章回皖葬亲，值越南边吃紧，朝廷命李鸿章驻沪统筹全局，，盛宣怀即“参预机宜，靡间昕夕”。当年夏，李鸿章回直隶总督署任，盛宣怀亦随同抵津。中法战事起，沿海七省戒严，李鸿章函商总理衙门“议设海部，兼筹海军”，盛宣怀即“�具条陈，请考查德、日二国办法，分年筹款，逐渐添船，为经始根本。当时言海军者，皆攘臂动色，为铺张扬厉之谈”，李鸿章由独许盛宣怀“为能扼要”。盛宣怀一边参与轮运、矿务、电报等实业的创办和发展，一边参与中外交涉的谈判及清廷军政要事，已成为一个成熟的实业家和清廷官员。80年代中期，李鸿章打算对盛宣怀予以重任，时值原两广总督张树声专摺奏调盛宣怀赴粤办理沙面地方中外交涉事，而督办福建船政大臣何如璋与会办福建军务张佩纶又奏调盛宣怀赴闽，李鸿章“以北洋要地正需臂助，且电务繁重，广东非适中之地，恐难遥制，特疏奏留”。 在奏疏中李鸿章如此评价盛宣怀：“该道智虑周详，于交涉重大事件，洞悉症结，经办各事，刚柔得中，不为挠屈，历著成效。且今之熟悉洋务者，往往于吏治民生易于隔阂。究之洋务与吏治不应分为两途，惟该道施措咸宜，经权悉协，倘任以通商繁剧之地，必能宠济艰难，缓急足恃”。就在今年6月，繁剧之地天津海关道周馥病假，李鸿章马上推荐盛宣怀署理。虽然此次署理天津海关道仅四个月,盛宣仍表现了他在实官方面的才干.盛同颐记述父亲在这四个月的工作说:“是缺当北门锁钥之冲,本极繁要,复值法人构衅,北起辽沈,南尽台琼,羽檄交驰,片调频数。海疆各省,电报接线,无月无之,府君兼营并进,游刃有余”。依靠自己的实际才干和李鸿章的加意提携，盛宣怀在继续主持、发展实业的同时，官越做越大了。1885年，一个偶然的机会，盛宣怀又回到了轮船招商局，李鸿章札委他为招商局督办，他不仅仅仍是官商间的联络人，而是名符其实的“官”了，此后，他主要是以官的身分来办理商局。
 
                       督办轮船招商局
    1883年，由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波及上海，以及中法在越南启衅引起的占战争恐慌，上海出现金融倒风潮，许多商号停业，地产和股票的价值大跌，轮船招商局总办唐廷枢和会办徐润由于这之前对新兴的工商业进行了广泛的投资而濒临破产。他们拖欠了招商局的巨款，几乎把招商局拖至倒闭。此事导致李鸿章不再信任和支持唐廷枢、徐润，于1883年底派盛宣怀到招商局进行查处，并于1885年8月，任命盛宣怀为招商局督办。
    盛宣怀任督办后，立刻做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是做商局的成本核实工作，他派人将以前商局“无从考核”的烂帐，“简括稽其实欠之数”，“界限划清，昭彰众目，庶使接办者三年之后，或得或失，无可推诿”。第二件事是向汇丰银行借款向旗昌洋行赎回船产。1884年7月，中法战争紧张进行之际，商局得到盛宣怀的支持，将局产船只暂时售于美商旗昌洋行，理由是担心法军拦截局船使其成为敌产。但关键在局船售于旗昌洋行时。“但有杜卖明契，末立买回密约，该洋行将据为已有”。盛宣怀任督办，即向汇丰银行借款30万英镑从旗昌买回船产。从旗昌买回船产，使得商局能够继续经营下去，但由于是将商船产作为抵押而取得汇丰贷款，因此商局也就不得不接受汇丰苛刻的条件，如汇丰每年将派二人到商局估值，一人作为汇丰监理，可随时查看局中帐册，并验看各船各产业；如果商局违背汇丰的要求，汇丰可随时摘取商局船只与各产业出卖或租赁等等。因此，向汇丰银行借款一事，当时就有人指责盛宣怀。第三件事是盛宣怀利用李鸿章争取朝廷对商局的扶持。李鸿章采取了减免漕运空回船税、减免茶税、增加动藉水脚、缓提官本等四项措施来扶持商局，使商局增强竞争能力。
    盛宣怀督办招商局期间，他根据自己“非商办不能谋其利，非官督不通能防其弊”的原则，对商局进行了组织整顿，厘订了用人、理财章程各十条。这时盛宣怀虽仍然坚持商本商办，但比起七十年代初他的主张是后退了，他主张在商局中增强官权，坚持不再设商总办，而由政府“专派大员一人认真督办，且人理财悉听调度”，“会办三四人，应由督办批察度商情，秉公保荐”。盛宣怀希望整个商局都在他个人的控制之下。事实上由于盛宣怀自1886年起，就一直在外任署山东登莱青道等职，商局事务由马建忠、谢家福、沈能虎等几位会办分任。不过，盛宣怀始终没有放弃商局的大权，他规定局中会办的工作采取“互相勾稽”的方法，而财务上的一切兴趣措都要由他来裁夺。盛宣怀这样做的结果，导致了商局领导层内部人事关系和复杂化和办事的官僚公，使商局的经营受到影响。另外，主要为争取早日偿还巨额的朝廷贷款，盛宣怀对商局的经营采取了“敛字诀”原则，他不主张扩建船队，而力主保证原有船队的正常营运，结果使商局失去了在唐廷枢、徐润时期轮船数量上的优势，而同一时期英商太古、怡和轮船轮船公司的船队却大肆扩展。从这一角度来看，商局与怡合、太古公司的竞争力减弱了。
    盛宣怀督办商局期间，总体来看是商局官权日重，管理日渐腐败，任人唯亲、营私舞弊现象也日渐严重，这对于督办盛宣怀来说有不可推诿的责任。不过，这些现象也是与日益腐败没落的晚清社会环境有重大关系，不是盛宣怀所能避免的，作为督办的盛宣怀，在此期间由于采取了一些较为的效的措施，商局的发展还是大有起色，面值每股100两的股票，从1884年的50两，很快恢复到100至200两之间，洋债逐年偿还，官款亦得以逐步归还。
 
                  登莱青道任上
    1886年夏，盛宣怀由清廷授予山东登莱青道兼烟台海关监督之职，他在此职位上一直干到1892年正式任天津海关道止。在此期间他仍兼任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的督办。据<清史稿>和盛同颐的记载,这期间他为官任上做的最好的政绩是治理山东的水灾及疏�小清何,发展内河航运业.
    1887年夏黄河大水，河北、河南、安徽、山东等地均受水灾。盛宣怀先是捐出自己的积蓄，然后动用当地的官款进行赈济，同时向各省发电报，劝告各省绅商尤其是上海的绅商捐助赈灾。1890年春夏之交，山东黄河南北两岸及运河所经之地，又有37个州县遭受水灾，巡抚张曜无法筹措赈灾费用，乃嘱盛宣怀“协同筹济”。盛宣怀对张曜的请求“不遗余力”，事后张曜感谢盛宣怀，致辞“德薄召灾，累我苍公。万家生佛，所赖唯公。”第二年五月，清政府以盛宣怀此次“倡捐劝赈”，赏头品顶戴。
    因为多次在山东赈水灾，盛宣怀也就格外注意山东水灾缘由的调查，注意山东水利，并对山东的水利形成自己的一套看法。而山东巡抚张曜也是一个较关注民生问题、讲求实际的官员，这样，遂有盛宣怀和张曜合作治理小清河之举。
    小清河是山东境内一大干河，自历城、章邱县起，承接济河、漯河二水流入海。小清河“愈淤愈短，旧址堙废，夷为民田，昔日河身，今且高于平陆”。盛宣怀认为要减少山东水灾，就必须疏�小清河，而疏�小清河的原则是“不容泥守陈迹”，“规复小清河正轨，而不拘牵小清河故道”。经过五年的调查研究，1891年，盛宣怀在张曜的支持下开始疏�小清河的工程。先由下游入手，盛宣怀以上海等地绅商“所集赈款，招募附近灾民，分段挑挖，以工代振。计自博兴县之金家桥起，至寿光县海口止，延长百余里，水势归槽，畅行入海、糜金不及二十万，历时不过数月，而官免筹费，民获有秋，成效已著”。当年秋天，张曜去世，原山东布政使福润升任巡抚，福润再与盛宣怀议疏�小清河上游。最终，小清河上游疏�工程“由金家刮桥西取直，就支脉预备两河套内，择其〓区，接开正河，历博山、高苑、新城、长山、邹平、齐东六县，计长久十余里。又在金家桥迤下起，循预备河旧址，开�支河，以承上游合湖河之水，引入新河，衔接归海。从此民田无漫溢之虞”。疏�小清河上游工程的费用你是由盛宣怀“协同”上海等地绅商“集捐举办”。历城、章邱、齐东三县工程虽然不在盛宣怀辖区内，但他仍然“一律筹捐兴修”。
    盛宣怀治理小清河尽心尽力，同颐记述父亲：“以历年兼营河务，往往累月驻工，或亲行履勘，风日不避。常从羊角沟掉小舟出海，遇暴风雨雹，舟几覆，衣履尽濡，饱受寒湿，返署而喘乃大作，由是遘寒辄发，过劳亦发，根株不可拔矣”。  《清史稿》也高述了盛宣怀治理小清河的事迹，说盛宣怀“因讨测受灾之故，益究心水利，其治小清河利尤溥”。
    小清河上下游工程历时三年，用银70余万两，再加上山西旱灾劝赈90万两，顺天、直隶水灾等义赈20多万两，全总经费皆是盛宣怀在这几年所劝募集而来。因此当小清河工程全部完工以后，山东巡抚向清廷上奏为盛宣怀请功，清廷“以无可加荣，仅传旨嘉奖”。因为盛宣怀早就因助赈之功赏了头品顶戴。
    盛宣怀关于发展内河航运业的想法始于1886年上半年，这一年春他与招商局会办马建忠等人上条于李鸿章和湖广总督张之洞：“年来外国富强，无不自通商始。口岸通商人与我共之，内地通商自我主之。故欲求中国富强，莫如一变而至火轮，设一内地快船公司，与招商局相为表里，以兴中国内地自有之商务，而收中国内地自有之利权”。当年秋，盛宣怀上任登莱青道兼烟台海关监督，他有识又有权，可以把在内地设轮船公司的想法付诸实践了。他上任伊始，于当年冬天就致书李鸿章，诉说在自己属区内发展内河航运的计划：“查东海各口，南与江苏盐城毗连，北与直隶盐沧毗连，所辖一千三余里，大小海口一百余处，而水深七八尺可驶浅水小轮者约有十余处。如掖县出草帽缏，岁约三四万包，皆由陆路盘山驼运，每包须出运费京钱四千，间有民船运，常虞倾覆，商民畏之。而距掖县三四里，即有太平湾、虎头崖两口，可浅轮，若水脚每包一两，即可收银三四万两，其枣子、粉丝等物出口，洋布等物进口，每年水脚亦有数万两”。为了防止官专用场以内河设立轮船公司有“导洋人内窜”之嫌而加以阻碍，盛宣怀又告诉李鸿章，他对这个问题已作好了对策，他已“与在烟洋商酌定，只准招商局华轮前往，不准洋轮前去皆云此一定之理，毋庸多虑”。最后，盛宣怀请求李鸿章支持他的计划，他说：“查泰西各国律法，不通商各埠只许本国轮船行驶，日本亦然，惟我中国顺噎废食，则江海之昨有与外人公共而无独得者，甚可惜也。今欲开此风气，微我中堂夫子孰能为之，微○○（宣怀）亦孰肯言之”。李鸿章同意了盛宣怀的请求，准许他“试办”内的河航，并且他由于担心清廷会阻挠，还指示盛宣怀用“先斩后奏”的办法，先将内河航运搞起不再说。
    接下来，盛宣怀再做顶头上司山东巡抚张曜的工作，禀请张曜同意并支持他的闭幕，说：“傅相拟照各国在不通商口岸，试行浅水民轮船，以收自有之权利，但于陆路厘金恐有损碍。现查东海各口陆不收厘金，莱州草帽缏等货均由旱路至烟，商苦不便，曾与傅相函商，拟用浅水轮船一二只驶行，将土货驳至烟台，再行过载，藉兴商务，其名日：“华民驳货轮船。悉照民航看待，昨过沙河与商人筹议，共相喜悦。傅相会即具禀试办，应请示”。张曜很快批准了他的请求，他就具体深入到登莱青属区内做细致深入的调查，以使内河轮运尽快办起来，一年后，他致书李鸿章，更详细地阐述了他要创办内河轮运的想法和目的：“职道盛宣怀去年到任以来，察看山东海口情形，与天津上海各口情形不相同，烟台为通商口岸，而进出口多多益善，不仅为关税起见，盖土货出口多一分，则现银入华多一分也。登莱青半属山地，民甚贫苦，以草帽缏为生计，由陆路运至烟台，每百斤需钱三四串，一遇风雪，难免潮变，帆船险阻，盖难克期，商民久以为苦。近来日本知我以土产不值钱之麦草，可易西人之重利，加意仿照编制，花样愈出愈新，该国官长切实讲求，货何如为美，运何如为便，则我产日滞。是以职道正月间赴济南，道出莱州之沙河镇，即传草帽商杜荫溥、徐克敏等来见，与之讨论帽缏花样必须求精，价目必须公道，方免为倭商所夺。该商等佥称：“运道实属艰难，如能准用小轮船，由虎头崖、太平湾驳运，则半日可到烟台，水脚又省运程又快，并可售去帽缏，买回别货，实为商民之便等语”。在李鸿章和张曜的支持下，在盛宣怀的积极筹划下，山东内河航运很快就创办起来了，山东办内河航运开了头，后来广东、台湾等地也在盛宣怀及招商局的策划下，很快也开了内河航运。
    在登莱青道任内，关注经济发展问题的盛宣怀还曾在烟台试铸币，他曾经报告张曜说：“职道到烟以来，募匠试铸，总以钱可适用，银不亏耗为主”。盛宣怀将试铸的银钱送给李鸿章验看，李鸿章回答说：“银洋钱花纹甚佳，此事造端宏大，非农部同主主持，不能开办。得人尤难。钢模应缓制”。铸币关系到国家币制，不是一位中级官员所能承担的重任，也不是李鸿章所能决定的，盛宣怀还筹议创设葡萄酒厂，这个葡萄酒厂虽然在他任期内末开办起来，但终由于他的动议和筹划，在他离任几年后就办起来了。他于1895年给王文韶的信中曾提起此事：“在东海关任内，查得烟台、天津、营口等处所产葡萄，可照西法酿酒，曾与广南槟榔屿领事三品衔候选知府张振筹商酿造，并于上年延请酒师到烟台试造，尽合外洋畅销。……酒厂名日张裕公司，集华商资本”。盛宣怀在登莱青道任内，还有一事值得一提，即是设立拯济局，抢救落险船只。先是1887年5月，山东荣城县海岸有一艘名为“保大”的轮船失事，该地村民乘危捞抢，事后盛宣怀调查到自己“所辖境内海线广袤，岛礁林立，航行偶一失事，居民肆掠，相习成风。沿海编氓，有以抢滩为生为生业者”，于是他就向张曜和李鸿章报告，“请重申总理衙门奏定保护遇险船只章程六条，经张曜上奏，奉旨永远遵行。盛宣怀顺势设立了轮船失拯济局，自己“捐廉集资，广置舢筏，遴派能冒艰险之员，购募善泅夫役，部勒梭巡，闻警立赴，估舶渔舟藉以出险者，无岁无之”。拯救局在保护遇险船只和人民生命财产方面，起了不小的作用。
    盛宣怀在登莱青道任上过了六年，李鸿章就奏准调任正式做了他认为“地方洋务关系钜要”的天津海关道，李氏在上给清廷《盛宣怀调津关折》中这样评价盛宣怀自70年代以来的经历：“兹查有头品顶戴东海关监督登莱青道盛宣怀，江苏武进县人，自同治年间奏调军营，随臣到直，历办海防洋务，均能洞中〓要，叠经委署天津道海关篆，措置裕如。光绪十二年六月奏旨简放东海关道，该道志切匡时，坚忍任事，才识敏赡，堪资大用。前委创办轮船招商局，两次收回旗昌各轮船码头，并增置新船多只，历年与洋商颉颃，挽回中国权利，关系通商大局，该道力任艰钜，为人所不能为，又光绪六年以来，随臣创办电线，绵亘十七省，腹地以迄东三省，朝鲜、新疆各处，东与俄罗斯、日本，南与法、英、丹各国，水陆线相接，遇有军国重要事件，消息灵捷，均赖该道心精力果，擘画周详”。相比过去几次，李鸿章对盛宣怀的评价更高了。 
 
                   正任天津道时期
    1892年夏，盛宣怀上任天津海关总督。天津既是中外贸易的重要通商口岸，也是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的衙署所在地。盛同颐记述父亲当时的工作和职掌：“关道专管中外交涉汲新钞两关税务，兼充北洋海防翼长，联络统将布置行事宜，其责任繁重，非他省关道可比。府君所管轮、电两局，事机重要，而电线接展，动关外交。北洋、译署互商密件，文忠辄引府君参预其间，竭诚酬知，日有献替”。上段引文说明，盛宣怀这位天津道，不仅仍掌管轮、电等大型实业，且实际上还是北洋的参谋部，其地位的重要和任务之重，可以想见。
    盛宣怀在登莱青道任上时，1890年初，轮船招商局、英商怡和、太古三家第二次齐价合同期满，虽经续约谈判，但末能合拍，怡和、太古为了争取超额利润，击败商局，重新展开激烈的削价竞争。在汉口，太古轮船公司首先削价争揽客户，“始则七八折，继而五六折、三四折”，后来“竟跌至一折或五厘”。怡和轮船公司也步太和之后，将价竟“跌至一折”。招商局在此情况下，为了争取客户，被迫将价“跌至二折者，亦有跌至三四折者”。虽然做着登莱青道，但仍是商局督办的盛宣怀随时都关注着局、怡、太三家的竞争情况。当商局汉口分局总办施肇英将怡、太削价竞争异常激烈的情况报告盛宣怀，并向他请示对策时，他复函施肇英时说：“太古滥放水脚竟至一成，实属不成事体。我局与怡和仍宜随时会商，总以四成、三成五为率。如果一成即任太古全装。好在船期不同，亦不能全无生意”。盛宣怀认为做轮运生意是为了赚钱，太古将运价减至一成的赔本生意是绝不能坚持下去的，为了打击太古，商局应该联络怡和，但他又明确提醒施肇英：“既防太古明与倾辄，亦须防治怡和喑中损我”。对太古、怡和都要保持十分的警惕，以利各个击破。在坚持自已的原则基础上，盛宣怀采取民几个措施来加强商局的竞争力。首先他指示各地商局职员尽量设法招揽客货，他说：“三公司已经毁议，全在揽载认真，方免趟乎其后。”又说：“他要求九江、汉口、福州等地分局抓紧夏秋新茶上市之机，“务须妥为设法招徕，能与各栈家暗中商议，给予全年一成回佣，使货物全装局船，以和定为止。则所损小而所益多”。其次他通过李鸿章争取政府的帮助，他告诉会办严潆：“太古负气跌价颇伤大局，若果无和议，已密请傅相与总署、户部商定，设法酌加厘金，以客商所省之水脚单间加厘金之上”，以“酌帖商局”。他计划：“大约本局经费连汇丰利息需用一百五十万两，照此跌斗能否收进八十万两，所短七十万两，拟请国家津贴，以三年为度，想必怡、太可以自退矣”。他指示参与和怡和、太古谈判的商局代表，既要坚持原则，又要有灵活性，为了增强谈判力量，他引荐在轮运方面具有很多经验并在七年前曾在商局作过帮办的郑观应入局，参加谈判。最终于1893年春商局的股票从1890年的面值一股上涨到1893年的140两以上。
    当轮船招商局与怡、太签订了第三次齐价合同，正常地营运之后不久，1893年10月，洋务工业重要企业之一的上海机器织局做到“所纺之纱与洋纱同，所织之布与洋布同。庶几华棉有销路，华工有生机，华商亦沾余利”，恢复机器织布局“断难中止，亦难缓图”的认识，奏派他所信任的盛宣怀前往上海做恢复机器织布局的工作，而让他将天津海关的工作交人暂时代理。12月初，盛宣怀离津赴上海。
    上海机器织布火毁后所剩余产“仅敷抵还零星欠款”，而社会各界又“因向年各公司股分之商，受创颇剧，均有戒心……皆怀疑畏缩观望不湔前”。受任于危难之中的盛宣怀一到上海，即开始了对旧机器织布局的清理工作。针对清理后款项的公私款摊派问题，盛宣怀提出自己的看法及处理原则：“中国向来遇有盐典各业不测等事，皆应先偿官款，悉归以后局厂按每出纱一包捐银一两，陆续归缴”。火后款项的归还“总须体恤旧商，方足以招来新商”，他“会禀傅相，尽此十余万两全给部家摊派，按旧股一千两先摊二百两，填新股票，一律取利，其余旧股八百两，俟新商获利陆续抽捐归补”。盛宣怀这样做，既照顾民旧股商的利益，又给新股商提供了一种安全感和信任感。因此，计划的新股百万两的筹措两个月就完成了。百万两股本的构成为上海、宁波、苏州三地的绅商购股60万两，上海洋货公所所属各行认购股约20万两，剩下的由招商局、电报局等企业补足。盛宣怀又从“商情远虑他日办好恐为官夺”的现实出发提议将织布“局”改变 织布“厂”，以示完全商本办。这样，“华盛纺织总厂”很快就创办起来了，并决定在上海、镇江、宁波等地设立十个分厂。由于轮船招商局、电报局所占股份多，因此华盛纺织总厂建成正式投产。上海《捷报》于9月28日报道该厂投产的情况：“上海织布局已于去年十月十九日被焚，这次火灾并没有阻住中国工业的努力建设。规模更大，设备更好的织布局又建起来了，并于上星期一开工。星期三即十九日，大火之后整整十一个月，棉花已入厂，预计数日后即可出纱。旧局有布机五百台，纱锭二万五千枚；新局现有布机一千五百台，纱锭七万枚。”
    为了使华盛纺织总厂及其分厂能够在与进口纺织口愈来愈竞争激烈的市场上打开销路，顺利地经营下去，盛宣怀积极采取了一种些措施。首先他在奉李鸿章之命所拟《华商机器纺织公所章程》中请求清廷为了保护民族纺织业，严禁洋商进口机器而设厂；为了自保利权，中国自办的纺织厂也“不准洋商搭股分”；为了防止洋商借华商进口纺织机器，就必须查明“确系华商资本”所购置，才发给凭证，“准其进口”。他说：“查纱布为民生日用之需，若洋商用机器纺织，系夺华民生计，惟华商自办以供华民自用，尚不致有碍民生，是以各省华商附搭股分，以保中国自有之权利。现奉北洋大臣批准，凡有洋商集股在通商口岸分设纱厂，应由公正绅商出具保结，凭遵公共章程办理，先由公所查明确系华商资本，切实可靠，再由督办请发南北洋大臣会印、凭证，其执有凭照者，方准由督办开具缘由详咨，请领购运机器合例护照，准其进口，以杜影射等弊”。其次，盛宣怀要求清廷在华盛纺织总厂及分厂的产品出售时的税厘方面照光绪八年机器织布局的条例，即华盛总厂及分厂的产品“在上海本地零星出售，应照中西通例免完税厘；由上海迳运内地及分运通商他口转入内地，均在上海新关完一正税，概免内地沿途税厘”。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总理衙门不同意盛宣怀所提的完一正税概免税厘的意见，而要求同洋货一样在海关一次完正半税的办法。盛宣怀反对总理衙门的意见，认为那做会削弱华盛总厂及分厂产品在市场上与洋货的竞争能力，并打击华商的积极性，他向李鸿章电请说：“华洋商在口制纱布，正半税悉归一律，宣早料及必应照办，惟原奏华制纱布出口完工一正税，概免税厘，以敌洋制。各华厂执有南北洋印照，始肯集款开办，今遽失信，使人寒心，且洋商长袖善舞，华商力薄，相形见绌，此后恐只有洋人添厂矣，深堪痛惜！又原奏被焚无著各款，悉归商办，各厂每出纱一包提捐一两，陆续归缴，以恤没艰等语，按每包重四百磅计合三百斤，捐银一两，暗合并税每百斤三钱五分之数，如完半税，此捐必停，公款尚可豁免，所欠商本五十余万宪台批准奏明将捐摊归。若复失信，华商将视奏案如弁髦，何以劝众”？盛宣怀在对华盛产品的运销请法语轻税的同时，他还请求清廷对华盛总厂及分厂所购用的纺雄纱织布机器设备进口免税，他禀告署南北洋大臣说：“查机器进口向有应完税额，如蒙俯察商情，三年之内凡有购纺织布机器进口者免其纳税，如逾三年之限，即行照则征收，众商图优免税银，藉轻成本，自必争先订购，不致日久因循”。从以上盛宣怀为华盛纺织厂的开办和发展所采取的措施和请求得到清廷的支持等方面来看，他是利用了自己官场的身份以及李鸿章亲信的关系，否则，如果仅仅以商人的身份是不可能办到的。
    这样，洋务运动中期由政府主持，主要集商资开办的轮船、电报、矿务、纺织等中国近代第一批实业，盛宣怀都参与或主持了它们的开办和运营，并积累了相当的经验，因此，当清廷要继续举办铁路、钢铁、银行等实业时，盛宣怀自然成了最佳人选了。
    1892年到1896年盛宣怀任天津关道兼津海关监督期间，在主持招商局与怡和、太古洋商轮船公司签订齐价合同，坚持公平竞争，主持华盛纺织总厂的创办走上轨之时，他回到了天津任上。不久，正逢李鸿章巡阅海军，要他随行，他因正患病而请假回沪休息，末陪同李鸿章出巡。但随而中日战事发生，盛宣怀不得不销假，抱病主持天津海关道的工作。关于如何处理中、日、朝三国的关系，而避免中日发生战争，据盛同颐的记述：“先是府君〓知日俄谋朝益急，伺隙即动，曾从容言于文忠，请仿欧西瑞士例，由数大国公同保护，勿贪藩属空文，而受唇齿实祸。”清廷对盛宣怀的建议“格于清议不纳”。当中日战争紧张之际，盛宣怀又屡向清廷建议起用精明能干、办事坚决、有智有勇的前台湾巡抚刘铭传参与军事指挥，清廷“初不以为然，事急召之”，而刘铭传却坚决不出。盛宣怀又向清廷上数千言建议“募德弁，练新兵，购快艇，协助海军”，仍不为清廷所采纳。此时作为天津海关道的盛宣怀由于“奉委办理东征转运，棘手尢甚，昕夕不遑”。为办理中日战争中国军队军需品的转运而疲累不堪的盛宣怀，却又被政府言官“以采买兵米侵蚀浮冒等词”诬劾，最后，还是由李鸿章查复，上奏清廷说明：“前敌军米奏明饬由臬司周馥、道员袁世凯就近在奉天臬买，畿防军米向由各统将自行购备，该道但司转运，并末经手采办，无从浮冒。至天津招商局北栈被火，所毁商米杂货，均系客商存件，并无官米在内，该道无从侵蚀。”诬劾之事才算了结。
    中日战事，盛宣怀之弟星怀在平壤战役中阵亡，盛宣怀失手足，又担心年老的父亲难以承受失子的悲痛，加之“军兴事繁，心形况瘁，有所建白，又不见用，而水陆警则日有所闻，用是忧劳愤激，一病几殆”。身患重病的盛宣怀先是仍然坚持办公，后来病益沉重，乃又请代理关道黄建管主持他的工作，请假三个月。后中日《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来，盛宣怀在病榻“拊膺浩然长叹，知人力不能与气数争。又以宿疾频作，末老先衰，阴有退休之志”。此时，被盛宣怀引为“毕生第一知已”的李鸿章又被清廷作为替罪羊从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位置上调离，由王文韶继任。王文韶也像李鸿章那样器重盛宣怀，因此，虽然盛宣怀多次向王文韶提出辞职的请求，也末被批准。盛宣怀继续做他的官，不过，就在1895年左右，他又一次遭到了官场的参劾，说他“招权纳贿，任意妄为”，“总办电报，害由归公，利则归已，克扣军饷,搜罗股票”等等，清廷命王文韶确查禀复，并让他推荐人来取代盛宣怀的中国电报局督办之职，然而王文韶确查的结果，却是向清廷证明电报局督办之职非盛宣怀莫属，他并清廷说明盛宣怀办理电报局之功：“臣查中国电报之设，始于光绪六年，一切章程皆盛手定。现在除湖南一省，西则新疆，北则三省，业已处处通行。其事务之纷繁，用人之繁夥，非有精心贯注其间，末易秩然就理……臣亦岂敢谓盛之外，竟无一人堪以胜任者，惟或则历练末深，或则声望著，急切求之，实难其选。盖盛具兼人之才，而于商务洋务，则苦心研究，历试诸艰难者已逾二十年，设以二十年前之盛处此，臣亦末收保其必能接手也”。王臣韶所说，有溢美之辞，但基本是符合实情的。关于创办中国电报事业的艰辛，1902年已进入老年的盛宣怀回忆自己青年时代就开始独当一面的这项事业时曾经说：“创行之始，人皆视为畏途，即身任其事者，成败利钝亦无把握，若非不辞劳苑，不避疑谤，惨淡经营，焉有今日！成既如此之难，守益不能不尽其力。……统计电报商线纵横数万里，设局百数十数，均属商款商办，即有借用官项者，业经陆续清还，有案可考。 逐年所收报费，只通商口岸及省会之区能有盈余，凡偏僻处所亏折者多，全赖挹注之法。查股利一项，第一届末能分派毫厘，第二届至第十二届仅派五厘、七厘不等，十三届起始得照派一分。他人视为绝大利薮，实则千百股商铢铢寸寸之微也”。官场有参劾末有结果，相反，随着盛宣怀在主持实业方面的名声越来越大，清政府也就愈来愈依靠他，当四年津海关道任满之后，他的官越做越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