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春节来临之前，恽代英和沈葆英、孩子在一起过了少有的轻松愉快的一晚。第十天，当人们都在欢度民俗节日的时候，他告别妻儿，离开上海，辗转来到风光如画的海岛城市厦门鼓浪屿。他作为中共中央代表，要在这里出席福建省第二次党代会。
    福建省第二次党代会于2月15日至20日举行。会前，恽代英写了《请看闽西农民造反的成绩》，赞扬闽西农民在朱、毛红军的帮助下起来造反的斗争精神。会议在恽代英的指导下，传达了党的第六次全国大会和六届二中会会的指示，检查了过去的工作，分析和估量了福建的政治形势，确定了福建党的政治路线和各项工作方针。会议通过了政治、组织、工运、农运、军事工作、苏维埃、宣传等10项决议，并选出了新的省委领导。
    会后，福建省委在给中央写的报告中说：“大会对中央恳求，大会认为福建革命形势开展加强党的领导力量，头先要加强省委的指导力量，因此大会恳求中央把恽代英同志留在福建工作，万望中央允许电复为盼！”
    这个想法是由罗明提出来的。因为罗明对恽代英比较了解，1926年“三?二O”事件前后，他们曾一起在广州文明路的省团委睡竹板床。尤其是毛泽东对恽代英的高度评价和信任、罗明更是比别人清楚。那是在1929年2月，党中央写要求朱德、毛泽东离开红军，到中共中央工作。毛主席回信表示不同意离开队伍，但同时也表示“中央若因别的需要朱、毛二人改换工作，望即派遣得力人来。我们的意见，刘伯承同志可以任军事，恽代英同志可以任党及政治，两人如能派得过来，那是胜过我们的。”后来中央没有坚持要朱毛离开红四军，所以恽代英当然就没有去红四军。
    罗明因工作关系看过毛泽东给中央的信，知道毛泽东对恽代英的高度信任这次恽代英到福建来参加省的党代会，罗明想，这是个极好的机会。根据他多年参恽代英的了解，恽代英的领导能力、政治思想水平，一定能够领导好福建省委，而且也自己干得更好。他想，这样一来，一边有毛泽东，一边有恽代英，定会使这一带出现更好的革命形势。所以罗明就在给中央的信中向中央直接提出这个请求，并希望恽代英听到中央的回电后果再决定去留。
    当恽代英正在福建省调查研究，协助省委积极落实大代支决议的时候，却收到李立三于3月11日写的批评恽代英和福建省党代会，要恽代英回上海的信。
    由于1930年初周恩来去莫斯科向共产汇报工作，当时担任政治局常委的李立三在中共中央起着主要决策作用。代英和李立三围绕着毛泽东关于乡村包围城市的论点是否适合中国国情展开激烈的争论。
    李立三认为，以乡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想法是一种“农民意识、地方观念、保守观点”；世界革命有首先在中国爆发的可能；中国革命的爆发，必定会引起世界革命的兴起。所以他说：“我们应该积极准备，立即夺取上海，占领上海。不得是上海，而且还要夺取广东，夺取武汉呢。”
    恽代英反驳道：“我们制定方针、政策、路线，应该根据中国当前的实际情况，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并进行阶级分析，判断力量的对比，不能光凭主观愿望。我这次在福建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之后，才同意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意见。闽西斗争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闽西八十万农民建立了苏维埃，就是实现这个方向的第一步。”
    恽代英认为，李立三夸大了敌人的弱点，而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对于当时形势的估计违反了革命发展的不平衡的原则。现在要组织全国暴动，是不可容许的盲动主义，是儿戏。
    李立三感觉到恽代英留在中央机关对贯彻他的意图和措施极为不利，就给代英戴上了“取消派”、“调和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等大帽子，并利用他在中央掌握的权力，免去了代英在中央担负的职务，把他贬到沪东去担任区委书记，命令他立即搬到闸北去成立沪东区行动委员会，动员工人罢工，准备建立工人武装，占领上海。
    恽代英坚持已见，毫不屈服。他声明，他服从组织决定，但保留自己的意见。
恽代英就这样离开了中央领导机关，搬进了闸北棚户区一间9平方米的房间里，从这天起，这位新任的沪东区委书记，就每天穿着破旧的短衫褂，破皮鞋，出没在杨树浦一带的纱厂、铁工厂、毛纺厂、发电厂里。沈葆英也在闸北缫丝厂找到了工作，并担任缫丝厂的党支部书记。
    5月很快就来到了。李立三下达指示：为迎接“红五月“，各厂工人要举行罢工，以便趁敌人混乱之际占领上海。
    恽代英作为中共沪东区委负责人，自然要带头去领导工人举行这场毫无胜利把握的以大规模的游行示威、飞行集会动员罢工，进而夺取上海的斗争；他不要和李求实、罗章龙等一起为《上海报》写报道文章。他感觉到肩上的担子更加沉重了。
    恽代英、李求实、罗章龙亲眼看到印度巡捕骑兵队，纵马横枪冲入群众队伍，高举枪托，挥扬皮鞭，毒打示威群众。群众和巡捕拼力搏斗。恽代项、李求实、罗章龙也在混乱搏斗中遭到毒打，伤痕累累，满面血污。
    马路上到处乱哄哄，但游行最终还是被镇压下去了，群众受到了很大损失。
    沈葆英从亲身经历的事实中认识到代英批评李立三的话是正确的，她作为妻子，可以安慰代英，但作为共产党员，只好和代英一起服从党的决定，她更加担心代英的安全，因为代英作为蒋介石切齿痛恨的人，被国民党重金悬赏到处辑拿的人，现在却摆在毫无保护的前沿阵地上，天天在敌人的鼻子尖上抛头露面，这不等于自投罗网吗？
    沈葆英看到代英闷声不响地坐在那里，便低声问道：
    “你明天还去工厂吗？不能不去吗？我真是不放心啊！党要我保护你的安全，可是，我……“沈葆英哽咽着，就不下去了。
    沉默了好久，代英抬起头来，对葆英说：“四妹，困难，困难啊！党的事业现在处在困难的关头。群众在受难、在流血。为了让群众尽量少流血，我不能临阵脱逃。我完全理解我现在所处的地位。死，我早已渗透了。十多年前，我对二姐说过，要和她生同室、死同穴。那时候，我心目中，只有家庭和妻子。她死了，我有点英雄气短、儿女情长。我带着她的照片，在她的坟头捶胸顿足、流连忘返。我在向她一个表达我的满腔赤诚、一片痴情。想想看，这是多么狭小的感情啊！现在看来虽然可笑，但我并不后悔，我是真诚的。”
    他望着窗外，无限感慨地说：“十多年来，我经历了革命战争、南昌起义、广州起义，行军、罢工、地下斗争，多少同志在我眼前倒下了，真是尸骨如山、血流成河啊！想想这条血染的道路，想想那些熟悉的面孔，我越来越感到自己肩头责任的重大。只要还活着，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把烈士们丢下的旗帜继续撑下去。”
    他深情地说：
    “是千百万烈士的鲜血，换来了革命的大好局面。但是，现在有的人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不顾及上海主客观力量的对比。梦想现在就占领上海，把群众推入冒险主义的血海。要这种时刻，怎么办呢？我是为民尽量减少群众流血牺牲，才挑起这副担子的。我不能力挽狂澜，只能献身堵口。革命志士的血，能够增长同志的智慧，擦亮勇士的眼睛。但愿人们能够从血的代价里很快地醒悟过，我们的事业还是有希望的。我为此而献身，也是死得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