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月1月15日，社会大学在重庆管家巷28号院内举行开学典礼。校长陶行知在会上满腔热情的朗诵了祝贺长诗：“大学之道，在明民德，在新民，就止于人民幸福。”李公朴也发表了讲话：创办社会大学，是为了人民“减少痛苦，创造幸福”。周恩来在百忙中参加了会议，对这所面向社会职业青年的夜大学诞生，表示祝贺。
    李公朴是社会大学的副校长兼教务长，主持校政。连日来，他四处奔波，租用校舍，考试录取新生，聘请教授，制订教学计划，殚精竭虑，不遗余力。社会大学创办之初就得到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冯玉祥、张澜、沈钧儒、史良等民主人士都任社会大学的校董。何思敏、许涤新、翦伯赞、王昆仑、邓初民、曹靖华、陈翰阳、方与严等知名教授和学者，都是社会大学的聘任教授。他们讲课都是义务的，不拿分文报酬，甚至自贴车马费。社会大学在重庆有广泛影响，开学不到一个月，学生就达200多人。李公朴说，如果不是校务限制，会有1200人参加学习。
    李公朴在重庆的工作是繁忙而紧张的。他要接待来访者，日达数起；要登门拜访联络各方面人士；要参加和主持群众集会、招待会、茶话会、纪念会，他还负责《民主教育》、《联合三日刊》等几种刊物，要撰写文章，组稿审稿。晚上，则往返于社会大学和寓所冉家巷12号之间，或主持校务会议、或听课、或批改学生作业，几乎每天都要到深夜2点钟才休息。
    社会大学是陶行知、李公朴两位教育思想家树立的一面新教育的旗帜，是李公朴继国难教育、抗战教育之后针对国内形势适时进行民主教育的大胆尝试。他对民主教育的原则、体制、教学方法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和实践。
    李公朴说，中国自从逊清废科举建堂以来，一直到今天，除了解放区和非解放区的个别进步教育家的点滴成就外，可以说一无成果，旧教育是“一种破产的教育”。为了根本改变这种状况，“教育应该植基于民主政治”，三民主义应是新教育的原则，教育应教导民众实行民主，教导民众使用民主权。为此，他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了国民党泡制的中央集权的“五五宪章”，指出“五五宪章”有关教育的规定不体现三民主义，空空洞洞，带有欺骗性。强调三民主义在教育上的体现，应在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基础上，实行民族自治，给各民族以教育自由，加强科学民主教育，加强各民族文化的沟通；在民生方面，对学龄儿童不仅要免纳学费，而且要供给一切必要的生活需要，成人要严格实行三八工作制度，提倡和鼓励工读；在民权方面，要确保人民的教育权、受教育权，有办教育权，有把教育办成人民自己为自己除痛苦造幸福的权利。李公朴本人在社会大学任《比较教育》课，他把这些思想灌输给学生，并在报刊上广为宣传，在社会大学的教务会议和课程设置中加以贯彻。
    在社会大学，李公朴对旧的教育模式进行了大胆的革新。他与陶行知商定，社会大学的教育内容，是知识教育、技术教育、组织教育、人格教育四者并重，前二者，目标是彻底解决理论脱离实际的弊端。对在校学生进行组织教育，是李公朴教育思想的一个特色。他在《怎样办社会大学》一文中说：“我们一向忽视组织教育，对人民，对行政，都是任其散漫。人民无组织，故没有自卫能力；行政无组织，故毫无工作效率。中国军、政、商各界的许多人，并不是学识不够，而是组织能力不够。中国许多团体分化，不是分子复杂，而是直接的领导者没有组织修养。”为此，他在社会大不实行了学生“自动、自学、自问、自治、自审、自我批评和互相批评”的学习方法，把学习分成学习小组，学生轮流当组长，培养学生自己管理自己的组织管理能力。对于人格教育，他强调“就是培养每一个同学具有革命的民主人生观。我们要培养每一个同学有一种不以知识作为夺取私利的工具，不是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他人的痛苦上面的人格。”指出，“如果这种人生观不在学校里得到培养并确立，那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因为不知人生究竟是为了什么，则具有了知识、组织、技术等各种能力，可能不但没有用处，相反的还会生出害处来。”在社会大学，李公朴对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考试制度进行改革，用写总结报告的形式代替考试。个人的总结先由学习小组组织讨论，再由李公朴本人或其他老师进行点评。这样，学校不仅可以看出学生知识的融会贯通能力，看出学生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还可以看出老师的是如何授课的。
    社会大学是李公朴和陶行知冲破国民党统制的一所民办学校，学制只有三个半月。学校授与学生基本知识和技能，向学生灌输民主思想，全面培养学生素质。李公朴聘任的教授，都是学有所长、德高望重的民主进步人士和社会活动家。社会大学的课堂，经常举行学术报告会，老师不仅讲专业知识和技能，也讲治学方法和治学精神，还讲国际国内形势和各行各业随时代变化发展的现状。博古曾在这里讲过《思想方法论》，邓发讲过《国际劳工运动现状》和《民主政治的劳工政策》，郭沫若在这里也讲过《我怎样研究古代社会的》。李公朴在日记中详细地记载了他们讲课内容。3月26日，在他日记中写道“赴社大主持邓先生特别讲座，题为《民主政治的劳工政策》，内容甚这精彩，……在多少年的反共宣传下，造成一般人有共产党可怕之感。八年抗战逐渐改变了人们的观念。听了邓先生的报告，使大家油然而生之一种最可爱的感觉。”学生通过社会大学短期的业务和革命教育，为今后在工作中继续深造打下良好基础。
    李公朴创办社会大学，目的是培养造就一批创新中国的积极分子，要使学生知道什么是民主，怎样实行民主。正因为这样，国民党当局又视其为眼中钉、肉中刺。在社会大学的立案问题上以“设备简陋”为由，一拖再拖，不予登记立案。社会大学在创办过程中充满斗争。他在《社会大学》一书序言中说：“我们这个学校的教育方式，不同于欧美传统教育，甚至连我们自己有时也因为历史的因龚而并不太习惯于这种新的学习生活。在这里，我们到处都是战斗，所谓学习的开始，也就是战斗的开始”。李公朴对反对、愚味、落后势力是从不妥协的，他在日记中说：“吾已决定站在民主教育的岗位上努力，以了此生。”他雄心勃勃，要从夜大办起，一直办到函授大学、广播大学、流动大学，把文化教育、民主教育、科学教育、生活教育融汇一体，改变劳动人民的文化面貌和生活状况。他的这些设想，如今不少已成为现实。
    4月26日，校方向学生宣布了即将举行放学典礼的消息。同学既高兴又紧张，进校时彼此互不认识，如今都是亲如兄弟姊妹的同学了。他们回忆这短暂然而是人生重要历程的学习生活，互勉今后加强联系，相互鼓励。29日晚，放学典礼在社大简朴的大礼堂举行。吴玉章、李澄之、何思敬、罗迈、施复亮、阎宝航、杜国庠、郭沫若、沈钧儒、邓初民、周新民、张友渔、力扬、孙茗勋、罗克汀、吴涵真、黄洛峰、黄雨秋等知识界人士，在李公朴的盛情邀请下，都先后来到会场。4月29日李公朴在日记中记载：“上午听同学报告试讲，下午举行社大第一届放学典礼，八时开始至午夜后一时始散，……总之，吾忙了十余日尚能照预计结束，差堪自慰耳。”第一届学生毕业后，当局终于查封了社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