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庆祝反西斯战争的胜利，以为从此可太平无事，安居乐业了。闻一多抗战开始时留了胡子，现在把胡子也剃了。
    李公朴以其敏锐的政治眼光，觉察到抗战胜利后中国面临的政治形势十分严峻。蒋介石顽固地坚持反共、反人民，推行独裁统治的反动立场，抢占军事战略要地，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对革命人民实行残酷的摧残和镇压。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革命进步势力，则要求在“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下民主建国，建立联合政府。一场革命与反革命、进步与倒退、民主与独裁、团结与分裂的斗争，将作最后搏斗。
    李公朴对闻一多说：“你的胡子剃得太早了，内战危机，迫在眉头，斗争形势更为复杂。反内战，争和平，反独裁，争民主，是我们当前紧迫的任务”。9月2日，西南联大师生举行诗歌朗诵了“不要教胜利冲昏头脑”的新诗，表达了他对形势的看法：
    不要狂欢，且慢骄傲，
    胜利团结与民主并没有真正得到。
    它还要靠咱们大家努力，
    抓紧时机，共同创造。
    八年来团结成了空口号，
    中国命运几乎不能保。
    现在“胜利”总算被争到，
    胜利果实不能白白地送掉。
    今天为团结胜利与民主而歌，
    都不要教胜利冲昏头脑。
    团结的障碍多得很，
    民主的暗礁更不少。
    我们要抓紧时机，打定主意，
    把民主和平高唱入云宵。
    1945年10月，中国民主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重庆召开。李公朴作为云南民盟支部的代表和周新民，曾昭伦，冯素陶等人包租两辆吉普车，绕道花溪避开特务的盯梢，经过6天跋涉来到重庆。
    民盟是一个几党几派结成的团体，政治观点和对许多问题的意见分岐很大，充满激烈的斗争。周恩来从进步、民主的大局出发，不止一次做民盟的团结工作。李公朴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和与国民党有密切关系的青年党作了坚决斗争。在民盟代表大会上，李公朴被选为中执委兼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与此同时，救国会改称“中国人民救国会”，在重庆召开会员大会，李公朴又被推选为中执委和常委。
    饱受战争苦难的中国人民，迫切希望抗战胜利之后能休养生息，重建家园，对笼罩在全国的内战阴霾忧心忡忡。中国共产党顺应民心，于1945年8月25日发表了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的建国方针，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和支持。蒋介石为了欺骗公共舆论，几经密谋，导演了“假和平、真备战”的闹剧。8月间，蒋介石三次电邀中共代表赴重庆谈判。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置之度外，鸿门赴宴，在重庆与国民党进行了艰难的20天谈判，达成《双十协定》。但协定墨迹未干，蒋介石就向国民党军队发布内战密令，向苏北、华北、山东，平津、晋察绥、锦州等解放区进行全面围剿，但均惨重失败。蒋介石被迫同意召开由各方面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旧政协）。在这次会议上，中国民主同盟为各项协议的达成起了重要作用。大会通过的各种议案，虽然与人了的要求还有一定距离，但总的来说，对人民有利而对国民党不利。如果这些议案真正实施，国内和平即可实现，国民党一党专政即可被打破。因此，重庆各界人士组织了庆祝政治协商会议胜利闭幕大会。
    1946年2月2日，“陪都各界政治协商会议协进会”下属的民主建国会、中国人民救国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等23个团体联合发起组织“庆祝政治商会议成功大会筹备会”。经各团体反复协商，决定于2月10日上午9时在较场口举行庆祝大会，由郭沫若、马寅初、李公朴、施复亮、章乃器等20余人组成大会主席团，李德全为总主席，李公朴为大会总指挥。会议还决定邀请政协代表周恩来、邵力子、孙科、沈钧儒、张君劢、李烛尘等12人演讲，以陪都各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名义，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号召全国同胞广泛团结，共同争取政协协议的彻底实现。
    在各团体积极筹备庆祝大会的同时，国民党当局也加紧筹划进行破坏。陈立夫布置重庆市国民党党部方治，以“民众对付民众”的办法进行捣乱。2月7日晚，方治召开党、军警、宪各方面的人物密谋，决定由市党部和中统局共同指挥的“社会服务总队”施行暴行；由市党部执行委员吴人初等另组一个主席团，取代原大会主席团；还指定了演讲和控制扩音器材的人员，安排官方团体农会、渔会、医生公会、会计公会等数百名人员的配合，并指定市党部徐鸣业、骆继常和中统局党团科姓王的科长联合指挥。
    2月10日，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开始举行。上午8时，农会的刘野樵、吴人初等早已到了校场口会场，刘野樵将所率的打手布置在主席台周围。9时左右，沈钧儒、郭沫若、梁漱溟、罗隆基等政协代表及马寅衩就坐于主席台，李公朴也来到会场。其它政协代表周恩来、邵力子、莫德惠、李烛尘、张君劢等正在赴会途中。这时，刘野樵找到李公朴，要谈大会主席团问题，李公朴觉得这不是他个人决定的事，婉言拒绝，说等主席团成员到齐后再商量。刘野樵急不可待，不断纠缠李公朴。后来章乃器来到会场，刘野樵又跟章乃器纠缠。突然，旁边钻出一个身穿长衫歪戴礼帽的人，叫嚷着：“你是什么东西，哪个要你当主席。”说着一拳就打了出去，就在这时，暴徒们包围了主席台，抢占扩音器，有人在扩音器中喊叫：“提议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会代表刘野樵为总主席”，如下打手们立即附和。 刘即以主席自居，宣布开会，举行“隶立、奏乐、唱党歌”仪式。正立在台口的施复亮忍无可忍，大声向台下群众喊道：“请大会总指挥李公朴先生讲话！”李公朴刚走上前去，准备有所说明时，就被暴徒包围猛打。李公朴被打倒在郭沫若、茅盾、李烛尘的身边。郭沫若不顾一切保护他，也遭到暴徒的欧打。暴徒们追打李公朴，从台上一直打到台下，他连挨了四十五棰，头部血流不止，胡子和头发都沾满了鲜血，被送进了医院。周恩来赶到现场后，作了紧急安排，并立即去医院看望李公朴。
    较场口血案中被打成重伤的60余人，轻伤不计其数，其中包括郭沫若、施复亮、马寅衩等，李公朴的伤势最为严重。刘野樵等人作案后，散发预先炮制的反对政治协议、要求重新制订宪法草案的《告市民书》。接着，他们又赶到百龄餐厅，以市党总和市警察局的名义，将筹备会主办的记者招待会宣布为非法，加以取缔，并由市党部几个执委重新组织了一个仅由《中央日报》、《和平报》和中央社等少数记者参加的“记者招待会”，颠倒黑白，告谣惑众，嫁祸于人。
    较场口血案后，在重庆和全国立即掀起了以声援受害者为中心的民主运动高潮。成都、昆明等举行了万人游行，上海、武汉、广州、香港、北平、西安和解放区群众纷纷集会，谴责当局的暴行。校场口血案不但制止不了人民反内战、争民主的革命浪潮，相反，进一步暴露了蒋介石反对人民、反对和平的反动嘴脸，在政治上处于更加孤立的境地。
    李公朴在市民医院经过治疗后，为了安全和安静，2月11日迁至重庆民生路151号《民主报》楼下住。慰问者络绎不绝，地板上、茶几上放满了花束。他对同志们说“为了和平民主，为了祖国统一，我受点伤算不了什么，我要更加坚强起来，力争人权、民主和自由。”表现出高度了乐观主义精神。一位记者给他照相，他从床头摸出一把角质梳子梳理胡子，“当拍照的时候，就是最丑的老太婆，也要打扮自己，希望拍得漂亮一些”，他咯咯地笑着。
    李公朴以过10天休息，至2月20日，伤势有所缓解。他在报刊上撰文揭露较场口事件的真理，并且说：“中国是四千多年的封建力量盘踞繁殖的大窝窠，我从来都坚信中国革命是一个长期艰苦的流血斗争。其实一谈到革命是没有不流血的。要说有一个什么和平革命，我想不是在这革命之前流了许多血，就是以后还明明暗暗而已，这算得了什么？为了民主的胜利，为了中国的前途，只要能够团结起更多的人来民主中国奋斗，死又何足惜！他告诉人们，他现在已离开床走来走去了――要为民主、团结，进步继续斗争。
    从较场口血的教训中，李公朴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狰狞面目，也逐步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这条真理。他成为了共产党的亲密战友。在重庆期间，他与周恩来、王若飞、邓发、叶挺、李维汉、邓颖超、廖阴沉志、黄洛峰等共产党人交往密切，情笃意长。王若飞、叶挺、邓发、博古等于4月8日飞机失事遇难，他写了一篇最长的日记把对先烈的敬仰、悼念之情：“大恸！期诚不可补偿之损失也。”他追忆了以住他们相处的情景，描述了山城人民几天来的不安、祈祷和最后失望而大悲大恸的心情：人们希望他们脱险，“最大理由同时也最没有理由的就是这些人都太重要了，如何会死呢！”他想写一点悼词，但脑子麻木了，“觉得一切通常的的话都不足以表达我的感情，我们的友谊超过了私情”，你这是“伟大的民主同志爱”。4月19日，他在《新华日报》发表悼念王若飞等人诗文，表达了沉痛的心情和“在真理的旗前倒下去是大愿”的决心；
    你们和死；
    使我没有什么话说，
    只有叫我格外不怕死。
    你们的死，
    叫我没有什么能说，
    只有格外多做事，准备随时死。
    你们的死，
    叫我有什么可说，
    只能增加我的责任与勇气。
    在未死之前，要尽力消灭法西斯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