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朴刚一出狱，上海八一三抗战便开始了。他立即深入战地调查，发现战区乃至附近地区一片混乱。战争动员，还只限于军事方面，政治、经济、文化、民众的动员和教育，“不仅不够，简直还未开始”。他信为在强大的敌人面前，单纯的军事抗战远远不够，也不能持久，更不能最后战胜敌人，必须进行全面的抗战教育，动员千百万民众投入到神圣的抗日斗争中去。
    抗战初期日本侵略军的主力在华北，华北是全国抗战的中心，而山西又是华北抗战的中心，若山西丢失，冀豫晋察将不可坚守。同时，李公朴又看到八路军正在急驶山西前线，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迅速，群众情绪高涨。这些都是争取全民族抗战胜利的希望所在。他基于整个民族利益和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于1937年8月29日来到太原。
    当时，阎锡山正在组织大同会战。日本侵略军已于8月26日侵占了南口，27日又占领了张家口，逼时雁北。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命傅仪在天镇、阳高、大同布防，准备会战。李公朴在大战前夕会见了阎锡山等军政要人，还在太原八路军办事处拜会了周恩来同志。
    9月2日，李公朴乘车前往平绥前线视察。汽车在简陋的土路上颠簸，深夜才停车借宿，翌日又早早上路，为了躲避敌机的轰炸，走走停停，于3日天黑才到大同。
    李公朴随即拜访了傅作义将军。他们躲在防空洞里，从早谈到晚。李公朴对山西战况作了全面了解，并和傅作义商谈了发云贵民众问题。他还拜见了平绥铁路局的负责人，察看大同车站遭敌机炸毁的惨状。李公朴还会见了许多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牺盟会）特派员和从事抗日救亡运动的热血青年，这此人为抗日救亡而忘我工作，使李公朴十分感动。当时，大同街头除少数军人外，几乎看不到行人，有时甚至连饭也买不到吃。这座边陲要寨，已成为一座死城，他深感民众无组织、无教育的严重后果。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当地政府平时不注意民众思想启发、民众组织的展开，平素不教育民众，因循苟安……大同如此，中国之像大同这样的地方，也不知有多少呢！”他调查后得出这样结论，更加坚定了他从事抗战教育有信心和紧迫感。
    根据周恩来同志的安排，李公仆参加了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地总动员委员会，并任宣传部长。宣传部下设宣传科、印刷科、《战地动员》刊物编委会，还有电台、剧团、宣传队等。因他急于了解战争全局，没有多抓具体工作，对此，他深感内疚。
    在太原期间，李公朴创办了《全民通讯社》，自任社长，吴奇寒同志主持社务。 这个通讯社会一开始就是周恩来支持创办起来的，经费、人员、宣传工具均由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负责安排。通讯社有几百个通讯员，绝大部分分布在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因受时间限制，通讯社一般不发消息，而是有本有末地记述一件事或一个人，宣传军民的英勇事迹，创造了新闻界“记事本末体”的独特风格，深受读者欢迎。国内外报纸经常登载全民通讯社的电讯稿。由于李公朴后来又在汉口和沈钧儒一起创办《全民周刊》，因而社会上把他们称为“全民派”。
    当时，山西有一个阎锡山领导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救亡群众组织――牺牲救国同盟会。薄一波等同志从北京回到太原后，牺盟会有了共产党的支持，发展很快。外界很多人都知道这个组织，但不甚了解，认为这是官办的民众组织，不还是阎锡山唯上吗？李公朴认为，此时此刻的中国，民众运动的发展不能脱离中国实际和政治结构，因此，他对牺盟会给予了特殊重视。在太原、大同，他密切注视该组织的活动，广泛与牺盟会人士接触，考察其产生、发展、群众基础、组织形式、干部构成、活动方式等。他指出，牺盟会总会60多个人，有五分之四是“狱中”人出身，在各县的150多位特派员中，有三分之二也坐过牢，多数是共产党员，这么一批昔日的“政治犯”，进行抗日救亡工作，完全可以信赖，会取得成功的。他说，牺盟会成员“大半是含有前进意识与斗争经验，所以对于牺盟会的本身也不知不觉就反映出一种具有革命性的组织精神”，“将来的牺盟会对于发挥坚固统一战线阵容，一定有着它不可思议的势力”。他预见牺盟会定能成为真正代表大众意志的民众运动，澄清了许多人的模糊认识。事实证明，牺盟会后来完全摆脱了阎锡山的控制，以其为骨干组建了山西新军，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成了一支富有战斗力的人民武装，为确立与巩固山西抗日根据地，夺取抗战最后胜利作出了很大贡献。
    李公朴对山西作了为期半个月的考察后，9月22日到徐州，23日到连云港，26日到济南，28日到德州，马不停蹄，日夜兼程，沿平绥、平汉、津浦铁路对战区民众发动工作进行了全面了解。10月1日，他又回到上海，并对上海附近的嘉定、真知、昆山进行走访考察，先后发表了《为全民动员告国人书》、《全中抗战的必然过程》、《怎样挽回华北危局》、《大同失守前后》、《我所认识的牺盟》、《山东老百姓起来保卫山东》、《加紧上海战区的民众动员》等文章，热情讴歌军民的抗日英勇业绩，为动员民众、加紧战时教育大声疾呼。上述文章，后来辑成《民众动员论》，在社会上广泛传播。
    上海失陷后，李公朴转移到汉口。他在青年会组织的大会上对成千上万的群众作《怎样争取最后胜利》的演讲，根据在战地调查得到的材料，指出战胜敌人、争取胜利的种种办法，尤其强调组织民众的意义和办法。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汉口的广播讲话中，很有预见地提出了游击战。对游击战的作用、地位以及游击战与持久战的关系作了精辟分析。他在汉口还举办艺训班、群运班，组织战地服务团，介绍青年去延安去部队工作。他说，这好比在飞机上洒种子，真正的种子，无论洒在什么地方，都会发芽生根。
    随着山西战场形势的急剧变化，太原等地相继失守。山西军政部门退守临汾。1937年11月底，阎锡山在临汾成立“民族革命大学”（简称民大），培养蜂拥而至的抗日青年，阎自任校长，并派人至武汉招生，聘请教师。阎锡山允以李公朴任副校长，主持民大校务。李公朴一向主张唤起民众首先要从思想上武装群众，此项聘请正符合他身体力行进行抗战教育的愿望，所以很爽快地答应了，并到处奔波，约请何思敬、陈唯实、施复亮、贺绿、肖军、江隆基、侯外庐、方仲伯、肖殷、严希纯等知名人士和亲朋好友到民大工作，还介绍了许多聚集在武汉的进步青年到民大入学。
    1938年1月，李公朴偕夫人张曼筠冒着严寒来到临汾。民大校内外到处张贴着“欢迎李公朴先生到抗日前线来”、“欢迎救国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朴夫妇”等标语，搞得临汾一时生机勃勃。李公朴在教务主任杜任之的陪同下拜见了阎锡山。阎当面邀请李公朴担任民大教授兼顾问，要李公朴提出办好战时民大的办法，只字不提副校长和主持校务的前约。李公朴从抗日救国的大局出发，当晚即与杜任之商讨了办校纲领。
    民大是特殊环境下抗战教育的尝试，李公朴倾注了大量精力。他在汉口受聘时，就草拟了《民族革命大学纲要》，这纲要经过修正，也为十条，很好地贯彻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民大办学 十条纲要是：一、创立旨趣，是为了“唤起民众，组织民众，训练民众，革新行政，改造军队，保障民族革命战争之最后胜利”。二、训练目的，是“加强民族意识和社会意识，培养民族责任心和组织责任心，以期各个人能自己负责，不容别人不负责”，完成革命任务。三、训练途径，“有组织地集体行动，同时实行集体生活自我教育，执行自觉纪律，以达训练之目的。”四、教育方法，“一反对去理论与实践之分离，实施‘教、学、做、用’的行动教育”。五、教育内容，“分为认识教育、组织教育、技术教育三大类”。六、招生资格，“兼收大中高小学生，入校后，按各部文化程度之高代及学科的不同分别编队班”。七、修业期限，“以三个月这一期，学员以修满一期为最低的标准”。八、学员同校方的关系，“基于教、学、做、用统一之教育原则和方法，各届修业一期之学员不论内勤外务，仍得受校方之指挥与调度”。九、学员同社会的关系，是“与本战区各级政府军队及团体取得密切联络，并相机协助之”。十、教育实验，“设行政及总动员实验区，在该区内统筹并举办一切抗敌救亡事宜”。
    民大的十条办学纲要，是李公朴亲自拟订的，全面地体现了他抗战教育的思想。他还为学校的行政、教材内容、教育方法制订了详细规划。为了达到纲要的要求，他为战时教育规定了“最低限度”的几条原则：一、中国化，“不反对吸收各国的新文化，但必须吸收其优点，更不要只会建筑洋房而不会建筑中国式的瓦房”。  二、地方化，教材内容、教育方法应“因时因地因人制宜“。三、主义化，“主义是一种信仰，我们没有主义就没有信仰，没有信仰就没的力量”，“我们的教育，也必须站在三民主义的最高原则下，巩固民族统一战线，力求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建立新中华的民主共和国，以促进世界大同”。四、实用化，“一切教育必须以‘用’为目的，必须与实际的生活与抗战建国的工作打成一片”。五、大众化，“抗战胜利的基础，是建筑在全民的大众身上，所以我们的战时教育，最有受教育的机会，而且必须要受教育。”六、革命化，“要能够坚持担负起民族解放的任务，一切利益都服从于民族解放的斗争，并愿为这一斗争的胜利而流血牺牲。就是使一切教育都能充分建立起革命的人生观。”七、战斗化，“把战场变成学堂，把学堂变成战场，一切的教育，无论认识教育、技术教育、组织教育，都必须一致的战斗化”。
    李公朴在民族革命大学任教的消息很快传开，全国的抗日青年，北至长白山麓，南至珠江流域，还的归国的华侨青年，川流不息，蜂拥而至，民大的教职员工猛增至5000多人，不得不在运城等地设立分校。李公朴利用民大这个难得的讲台，讲授抗战、民主和进步理论，为动员民众振臂高呼。一位在民大学习过的武进籍学生回忆听李公朴讲演情景时写道：“大约在九点多钟光景，李先生健步走进了会场。那时，李先生风华正茂，腮前却飘着黑而发亮的长须，面庞清瘦，两眼炯炯有神。讲演在雷鸣般的掌声中开始，那时没有扩音机，然而李先生带着扬州口音的普通话非常宏亮、清晰。他劈头就以惊人的语气说：‘我们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说得慷慨激昂，顿时，全场充满着沉沉、严肃的气氛。他紧扣着大家的心弦，深刻而含蓄地说：“蒋先生在庐山上发表谈话，说和平未到最后绝望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大家好好想一想，和平、和平，东三省送掉了，平津丢掉了，淞沪陷落了，雁门关打开了，还能再向他们乞求和平吧！这时，全场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李先生不愧是一个有声有色的宣传家，字字句句，组成了一曲动人心弦的壮歌，汇成了一股汹涌澎湃的热潮。”
    李公朴在民大时，正是北方最寒冷的季节，北风呼号，大雪纷飞。但他无论在临汾本校，还是在运城分校，每天早晨和学生一起出操、跑步、爬坡，参加学生的军训，言传身教，为学生树立了一个坚强的抗日战士的光辉形象。
    但是，阎锡山为了培植个人势力，不但不重用民主进步人士，还造谣中伤，排斥抗日积极分子。1938年2月，日寇继续南侵，民大被迫转移至宜川。由于战火冲击，环境变迁，加之别用心的人挑拨离间，教职员工情绪不稳定。李公朴知道这一情况后，马上从西安赶到宜川，发表演讲，安慰鼓动学生克服战时困难，重申民大十大办学纲要。他说，十大纲要是战时教育的典范，不能摒弃，若有人蓄意破坏，将会遭到历史的谴责。他还深入到学生的宿舍，帮学生抱蒲草打地铺，和学生一起吃住。在他的影响下，学生的情绪很快稳定下来。为了澄清事实，他还在《生活》周刊上发表《告关心民族革命大学者》。揭露敌人对民大挑拨离间的阴谋，捍卫民大的办学纲要。后来，民大的不少学生去了延安。
    1938年4月，李公朴回到了武汉，与沈均儒、钱俊瑞等人参加全国抗战救亡总会的筹备工作。6月，武汉保卫战开始，他到学校、工厂演讲，号召人民保卫武汉。汉阳兵工厂几个工人因邀请他到工厂作过报告，被武汉卫戍司令陈诚逮捕。李公朴闻讯后赶到陈诚办公室与其讲理。陈诚恼羞成怒，把李公朴也关押了起来，后经周恩来奔走营救，一个月后释放出来。此时，武汉已朝不保夕了。
    李公仆是对事业具有坚韧不拨精神的人。他在武汉被陈诚禁闭的时候，就考虑要组织一个“抗战建国教学团”。直接深入到战场，把抗战教育与发动群众结合起来，把宣传和教育结合起来，“以最少的人力物力到各地去普遍就近教育广大民众”，“在实际工作中锻炼出机警灵活的青年干部”。他还拟定了教学团的组织大纲和工作纲要。但此项工作需要社会各界人士和机关团体在人力、物力以及工作条件等方面的支持，而他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言行处处长受到限制，唯一的办法，是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所在地――延安，取得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支持。
    武汉失守后，李公朴撤退到重庆。他和张曼筠、张则孙（姨侄）由成都取道汉中，于11月5日到达西安。在这里，李公朴会见了朱德总司令和国民党军政界卫立煌、孙蔚如及社会名流杜斌丞、杨明轩、刘定五等人。时西安已为一班“反共高于抗日”的人们所把持，他们不但不动员民众抗日，反而“旦夕忙于自相摩擦，而且事实上已经超过于磨擦范围之外”，李公朴把这情况及时向重庆的沈均儒、邹韬奋、陶行知等人作了通报，希望能密切注意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11月24日，李公朴乘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汽车去延安。沿途看到三五成群的青年，背着行李，唱着革命歌曲，向延安进发，他深受感染，情绪昂扬，和青年同声高唱。当时的延安已遭敌机轰炸，断墙残垣，满目创伤，但人们仍在紧张地工作、学习、战斗着。大小商店，还照常营业。
    李公朴等住在鲁迅艺术学院的窑洞里，天气虽冷，却感到非常温暖。毛泽东主席多次接见他们，还亲自到窑洞来看望他们。毛主席还为张曼筠所画的长城画幅题了旧作《清平乐?六盘山》，张曼筠感动得流下眼泪。他们从内心感到共产党的伟大和毛主席的亲切。李李公朴感动地说：“我这个浪子此时此刻才找到了自己的家。”毛主席就文化教育和出版工作与李公朴交谈，指出过去的文化教育和出版社事业都在一些大城市，现在撤到广大农村，今后如何在广大农村开展这一工作，是一个新的课题，还有许多游击根据地，也需要开展这方面的工作。李公朴听后深受鼓舞，当即把毛主席的指示写信告诉读书出版社经理黄洛峰。此后读书出版社的同仁为敌后的文化教育事业，做了许多工作。李公朴在延安还会见了中共中央领导人陈绍禹、王稼祥、洛甫、康生等人，拜访了故友艾思奇、柯仲平、高士其、张光年等。当他们听到高士其说延安派人到香港为他看病买药一事时，感叹地说：“共产党和国民党不一样，共产党爱护人才，国民党任人唯亲！”
    在延安近一个月的生活，使李公朴对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还遍访了延安的各个群众组织和边区各级政府，对边区的生产建设、文化教育、司法管理和少年队、儿童团、军烈属等情况表现出了极大兴趣，并积累了大量资料，准备写一本延安之行观感的书。可惜的是1944年这些资料遗失了，只留下了一个简略的提纲。
    李公朴在提纲中提到，在延安，抗战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战，所以无论是干部还是群众，无论是工人还是农民，无论是工人还是农民，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都是忘我地工作、学习和战斗着。在这里，民主施政，干群关系融洽，实事求是，一切都按照民众的需要来进行工作。他在提纲最后满腔热情地写道：“延安是一个实验区，是一个革命的实验区。有人说，它是革命的圣地，的确，从四面八方来到延安的青年男女，真像朝圣一样，‘顶礼膜拜’，这是象征着一种人类的希望，人民的愿望，是谁也阻止不了的。但作为我来说，与其说它是革命的圣地，还需要如说它是革命的摇蓝。因为许多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都是这里得到孕育、成长，然后又四面八方去发展壮大。它在历史上的巨大影响，是至为深远的。当然，它是现实存在的。既然是现实存在，就不能把它说得很神秘。但也不是可以被一些有成见的人用污蔑不实之辞所能损害的”。
    在延安，李公朴通过会议、交谈、读文件，阅报刊，对全国的抗日斗争形势有了更为全面、系统地了解。山西战区虽然被敌人占领了平缓、正太、同蒲铁路，但八路军领导的游击队、牺盟会的决死纵队发展神速，战果赫赫，日军处处被动挨打，人民扬眉吐气。这些奇迹，深深地激励着他。
    1939年1月初，李公朴踏冰渡过黄河，第三次来到山西抗日前线。
    李公朴这次到山西，主要是去敌后新军活动地区，同时也对国民党和阎锡山的军队作进一步了解。他骑着一匹从日本侵略军那里缴获来的战马，驰骋于汾河两岸的临汾、襄陵及晋西南山区的乡宁、吉县广阔地区，考察新军发展壮大的历程，进一步探讨巩固与壮大民族统一战线的方法与途径，继续研究和推动战地教育。他以各地牺盟会为依托，与决死纵队、游击队的指战员生活、战斗、工作在一起，常与日寇周旋在村梁沟壑之间。战斗生涯使他体验到了指战员英勇杀敌的可歌可泣的壮烈场面，也亲身领受了一些人在战场上热衷于搞磨擦破坏抗战的可耻行径。
    李公朴每到一处，都受到抗日军民的热烈欢迎。他应邀到吉县民族革命两级小学演讲，全校教职员工和县政府干部及县城居民都踊跃参加，人们以一睹这位伟大的民主爱国斗士的风采和领受他那慷慨激昂的讲演为荣。会后，许多学生围住问这问那，他摸着孩子们的头，拉着孩子们的手，让孩子们偎在他怀里，依在他的膝下，依依难舍。
    李公朴这次在晋西南经历了四个多月的战地生活，与游击队一起活动，亲临战场实地考察，与薄一波、杨秀峰等同志促膝长谈，掌握了大量的对敌斗争的第一手资料。1939年4月，他在吉县完成了著名的战地通讯――《走上胜利之路的山西》。此书由共产党领导的黄河出版社出版，发行全国，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岁月，大大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
    在书中李公朴首先告诉人们，临汾失陷之后，敌人的铁蹄，践踏了整个山西，那里的人们，现在到底怎样生活着，也许是老老实实在慑伏在敌人的淫威之下。然而事实不是这样。由于山西有组织健全的牺牲救国同盟会，有统一战线的民族革命战争地总动员委员会，有军队政治化的决死队，有国民师范，有随营学校，有民大等成千上万的抗日干部，他们散布在山西的每一个血管里，我们的政令，公开地，秘密地可行使到山上山下大大小所有村庄。敌人的维持会汉奸政权只能统治到城市，他们的公文虽然表面上能送到各地各村，其实一点不生效力，一切仍在我们手中。太原是敌人的主要据点，太原是这样，其它地方更不待言。“我们对山西抗战的前途，对整个中国抗战的前途，都抱着无限的乐观和兴奋！”他在分析山西“一切仍在我们手中”的原因时说，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山西已做了充分发动群众的工作，军民有“誓死不渡黄河”、“保卫家园的决心和信心；山西有共产党领导的牺牲救国盟会，这支力量对山西抗战起了积极的主导作用，它集中了数以千计优秀干部，组织了四五万有政治认识的新军。李公朴指出，山西进步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山西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扩大，孤立了敌人。他同时谴责了那些吃“磨擦饭”的为职业的人，他们造谣生非，挑拨离间，这些人“如果没有拿日本强盗的钱，就等于为日寇作义务走狗。”
    《走上胜利之路的山西》一书，以丰富的素材，翔实的数据，感人肺腑的语言，热情讴歌山西军民的抗日英勇业绩。尤其称颂这里蓬蓬勃勃开展起来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少儿运动、妇女运动。李公朴在书中写道：“政治军事以及一切经济建设的基础是民众，没有民众，什么都等于零。所以山西民运工作，是一切工作的总汇。”他的人民观、群众观，在书中得到鲜明印证。
    在书中，李公朴还从事、政治、教育、宣传、经济各个领域全面介绍了山西在抗战初期的经验和教训，最后说：“虽说山西仅是全中国的一个局势，然而我们也就可以从这一局部中，看出全部象征，找出中华民族远大的前程”。对于抗日统一战线，他说：“须本着‘民族至上’、‘国家至上’的原则、只准有‘公的争执’，不准有私的恩怨，就是公的争执，也不许超过一定限度，绝不容一个人固执负气，给予敌寇以挑拨离间机会。这些加强自己团结的办法，也是山西粉碎敌寇一切阴谋、摧残敌伪政权的一个主要法宝。”他对反对统一战线的言行进行了谴责，他说：“抗战到今天，谁还提到‘防共’，谁还主张‘妥协’，谁还在事实反对统一战线，谁就是敌寇的代言人和应声虫，谁就起着汉奸作用。”
    5月，李公朴又回到延安。中共中央为了支持他的“教育和生活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抗战教育主张，特从抗大、鲁艺抽调干部，组成抗战建国教学团，交给李公朴率领。为了他的安全，毛主席还通知罗瑞卿，抽调了一名红军老战士担任李公朴的警卫员。
    6月，李公朴率教学团一行10人，从延安前往晋察冀边区。临行时，金城、续范亭以及文化界许多人都来送行。续范亭是李公朴最要好的朋友之一，他当场赠诗送别：“吴蜀同心破曹瞒，周郎意气要争先。欲收赤壁鏖兵效，子敬还须苦周旋。”
李公朴一行经绥德、神木，跨过黄河到达晋西北。每到一处，便开办短训班，即教即学，即学即用。他把教学团的宗旨拟了一首歌词：“我们把学校送上门来，既当先生，也当学生。必须首先当好学生，然后才能当好先生，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就是我们第一课的教材。我们的课堂就是战场，战场就是我们最好的课堂。”
    兴县是黄河岸边的一个山城，是晋西北的军政民运中心。李公朴把它作为抗战建国教学团活动的第一站。这里迫切需要艺术干部，他为此开办了“兴县各界抗战艺术研究班”，设抗战文艺理论、墙报形式、通讯和报告文学、剧作法、表演术、舞台装置和化装、美术理论、漫画和木刻作法、标语写法、识谱、练声和指挥等11门课。研究班贯彻“教、学、做、用”合一的原则，上课后第二天就出街头墙报。剧作法课上完后，马上排演了三幕剧《国旗飘扬》。教学团在兴县住在“山西民族革命青年军官教导团”，李公朴指导他们开办流通图书馆。他还给青年军官作了《抗战建国过程中应有的政治认识》的演讲。最后，他还与有关方面接洽，结合所学内容，组织了一次军事演习。
    之后，李公朴率教学团向兴县西北角、相距120里的岢岚县进发。岢岚是晋西北较为富庶的县，过去是山西民族革命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的驻地。李公朴是战动会的常务委员和宣传部长，他在这里参加了该会宣传部的战地总动员工作总结。教学团还应邀请举办了山西行政第二区军政民艺术干部训练班。训练班开学后一星期是九一八事变8周年，全体学员出动，在方圆30里的要道处贴满了街头诗歌、小型传单和抗战画报，到处充满了艺训班学员的歌声和慷慨激昂的演讲。
    抗战建国教学团的吕梁山腹在兴县、岢岚、岚县工作了三个多月。10月底，他们继续东进，向晋察冀边区进发。
    去晋察冀边区要穿越日寇后重兵把守的同蒲线。担任护送任务的是八路军一二O师独立二旅五团第一连。连指导员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钟吉龙同志。上级交待任务时严肃指出：“李公朴是全国闻名的爱国人士，积极拥护和支持我党的抗日路线，要不惜一切代价保证李先生一行的安全到达。”行车途中，钟吉龙讲红军长征的故事，李公朴听后兴奋地说：“红军的精神真了不起，中国人民有了这种精神，什么敌人都可打败。我们要学习精神，今天来个小长征。”在言谈中，钟吉龙觉得李公朴的思想很进步，贸然问：“李先生怎么不加入共产党，但和党的奋斗目标是一致的。我同情党的事业，与党一起搞救亡工作，还不是和入党一样吗？我没有入党，还有个方便之处，可以民主人士和中间力量的名义无情揭露国民党的黑暗，宣传共产党的光明，这样造成的影响就更大些，对反对派的打击也就更深一些。”
李公朴从苏州出狱后，国民党当局一直盯住他的行踪。八路军总部曾截获一份蒋介石给第一战区河北游击总司令的电报：“据报，李公朴到延安后，住马列学院，与中共中央商讨组织抗战建国教学团，现已就绪，于近日率男女团员40余人赴米脂，转赴晋冀鲁豫各省工作，拟在各地成立分团，开展赤化工作等情况。特电，希严于查禁。”就在他们越过封锁线时，蒋介石还给盘距在此的朱怀冰发来密电，命令如捉到李公朴，立即就地枪决，再行具报。彭德怀对他们的安全非常关心，特派一个骑兵沿途查访，进行保护。李公朴一行到十八集团军野战司令部时，左权参谋长高兴地对李公朴说：“你们终于来了，总算一块石头落地了。”
    李公朴来到晋察冀边区不久，日寇的冬季扫荡就开始了。他跟着部队巧与敌人周旋。他过着普通士兵的生活，白天利用战斗间隙参观访问，参加各种会议，晚上读书，查阅资料，进行写作，有时与有关领导人彻夜长谈。若遇到战斗，他骑上战马，跟部队一起作战。在战火的磨砺下，在与武装的敌人面对面的斗争中，他显得更加年轻，更富有旺盛的活力和充沛的精力。1939年除夕后，他在《一年回忆录》中总结说：“在我一生经历中，虽说为了工作与学习也曾奔走全世界，但像去年这一年的情形，可说还是第一年。这一年是步行最多的一年，是工作最艰苦最无把握的一年，同时也是学习得最多、感到最愉快的一年。”在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李公朴踌躇满志，意气风发，心情舒畅。在太行山的一个风雨之夜，李公朴吟诵了一首诗，以表达此时的心情：
              一阵阵纺纱声，
              伴着风雨呼啸。
              窑洞中烛光摇拽，
              有人看《纲鉴》，
              有人读《战报》，
              抗战三年更少。
 
              不羡那黄浦江边，
              不羡那峨眉山麓，
              不羡那牯岭莲谷，
              我却愿消夏在太行山颠。
              伟大的时代啊！
              充满着战斗豪情。
 
              人生是战斗，
              没有战斗，
              就没有人生。
              风雨过后是万里晴空，
              一片碧绿的海洋，
              处处是英雄的战场。
    1940年5月4日，李公朴等一行离开晋察冀边区，几经周折，辗转百里，于20日来到晋东南太北地区八路军总部。在太北地区，李公朴参加了6月3日的晋察豫边区宪政促进大会，并应邀作了演讲。7月9日，他参加了太北地区军政民万人大会，纪念抗战建国3周年，并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9月初，百团大战告捷，在万人庆功大会上宣读了李公朴致朱德、彭德怀、聂荣臻、贺龙、关向应、刘伯承、邓小平的电文：  “综观历日辉煌战绩，我军伟壮阵容实为空前壮举，值得国际形势错综，日寇轰炸行都之时，不仅一新国人观听，更予全国军民无限兴奋与信心，西北赖以屏藩，抗战更划一新页。”
    李公朴昆次晋察冀之行，走访了15个县500多个村庄，在解放区生活了6个多月时间。晋察冀边区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建立起来的一个模范抗日根据地。他身受目睹，意识到我国抗战建国的前途，很大程度上取决广大敌后地区。他说，华北这一敌后抗日根据地，之所以能战胜重重困难，取得辉煌成果，在于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民主，“非团结不足以言抗战，非民主不足以言团结，民主是问题的中心”。为了把华北敌后种种振奋人心的消息传达给全国人民，特别是国民党统治区人民，他写成了《华北敌后――晋察冀》一书，把新中国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广大敌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解放区。
    《华北敌后――晋察冀》完成于1940年7月7日，神圣民族解放战争已进行了整整3年。他饱蘸对华北敌后根据地的无限情怀，全面系统地讴歌了边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创造性成就，用事实证明“华北是欠的，中华民族是不会被征服的！”给全国坚持抗日斗争的人们以极大地鼓舞。他同时指出，3年来，汪精卫卖国贼之流已经脱离了抗战营垒，投向敌人的怀抱，干着出卖祖宗儿孙、天下最为无耻的勾当；还有一部分人不顾民族大义，唯利图，还进行着亲者痛仇者快的“磨擦事业”，“但我们坚决相信，没有哪一个抗日的人士是愿意重复过去的惨剧，听从一些暗藏的汉奸敌探的摆布，甘受敌人的欺骗，而把国家民族的命运安置在日寇的屠刀之下任凭敌人宰割。尤其是看到了敌后抗战的坚持与开展，看到了晋察冀边区的巩固与扩大，一步步的胜利和成功，就越发坚定了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信心，也就越发感到了全国加紧团结、共同进步的无比重要。”
    从1937年8月至1940年11月三年多时间，李公朴四上华北抗日前线，二访延安，从事战地教育，为团结抗战奔走呼号。他在战火中从事新闻采访活动，形成了四五十万字的抗战言论、战地通讯、抗战教育文章。其中《全民动员论》、《抗战教育的理论与实践》、《走上胜利之路的山西》、《华北敌后――晋察冀》4本著作，风靡一时，给人们以巨大的鼓舞。同时，也增进了他同中国共产党的友谊，升华了他的爱国热情和救国壮志。1940年7月，在解放区工作的他的姨侄张则孙找到他，劝他留在根据地工作。他沉思后说：“我相信共产党的领导一定会相信，这是中国的希望。但我的岗位还是在大后方搞社会教育，我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统一战线正需要这样的人。”
    1940年11月，沈钧儒电邀李公朴回重庆商谈救国会和准备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等事宜。他本来打算跑遍南北各战区，要去皖南苏南考察，彭德怀已他联系好，并派人先行了。但1941年1月4日，发生了皖南事变，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他在愤怒之余，不得不改变原定的行动计划。